战国时期兵儒民本思想的通融.docx

《战国时期兵儒民本思想的通融.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战国时期兵儒民本思想的通融.docx（7页珍藏版）》请在优知文库上搜索。

1、蟠哪膑儒除思想他!融学界普遍认为兵家是先秦、汉初研究军事理论、从事军事活动的学派1433,一个优秀的兵家必有凝聚其思想的兵书战策传于后世。实际上所谓“兵家”是后世的称谓，秦汉时兵学多“以书类人”而非以人称家”,汉书艺文志兵书略所分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和兵技巧即是其证。兵书是兵家之法，是记录兵家军事理论及其实践经验的重要载体，是其思想传于后世、门下弟子将其军事思想发扬光大的缩影。经过长时间的不断积累，从言行的记录记载逐渐成为具有完整、系统的军事理论体系的一家之言，先秦有许多传世的著名兵书，北宋时神宗诏校孙子吴子司马法尉缭子六韬黄石公三略和李卫公问对并颁行于武学，号为武经以之试土,也成为后世历代

2、钦定的武学经典和兵学教材。战争不仅是一种军事行为,而且是一种真正的政治工具,是政治交往的延续,是通过另一种手段实现的政治交往220。西汉时孙吴商白已然并称，先秦百家无子不言兵，而兵家亦通诸子。因为在战国那个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中，一个优秀的兵家在身兼军事家和思想家的同时，大多又会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尉缭子今存二十四篇，班固汉书艺文志“兵形势下”有尉缭三十一篇，杂家有尉缭（子）二十九篇。对于今本究竟是汉志所言的兵形势家尉缭还是杂家尉缭这个问题，当前仍是学界争论的焦点之一。如有学者认为缭书原官治本等篇多涉及政治而不言兵，故认为其应是刘向编入“杂冢的东西381。更有甚者，指贲今存尉缭子不讲“兵形势”，

3、显然不是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尉缭，而是出于后人的伪造4261。有鉴于此，能知尉缭子书中是保存了相当多的战国时兵家除言兵以外论政的思想的。相较于先秦其他兵书，尉缭子论政之丰富的确首屈一指，并蓄百家思想之琳琅冠绝于先秦兵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如果没有尉缭对诸子学说综合性的尝试，便不会有荀子对百家争鸣的总结。战国时孟子通过总结三代以来历代王朝兴衰存亡的历史经验教训，继承发展了殷周以来的民本思想，将孔子的为政以德思想发展为系统的仁政理论，构建了以“仁政”为核心的民本思想。664孟子与尉缭所处时代相近、都去过魏国的大梁并且均与梁惠王进行过问对这些事实，为我们从兵儒整合这一理论视角把握先秦民本思想发展脉络

4、、深入研究尉缭子民本战争观之意蕴、揭示其整合发展和现实意义提供了绝佳的切入点。一、民本战争观的时代基础孟子是先秦儡家学派的主要代表之一。“当是时，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7卷七十四，2343,将孔子的仁、礼思想指导下的德治思想改良并发展成系统的仁政理论学说，其核心是经国为政要以民为本的“民本”思想体系。至此，儒家民本思想的发展达到了先秦时的顶峰。孟子民本思想主要体现在孟子一书中,它的形成与他当时所处的时代背景紧密相关。孟子目睹了“暴虐”诸侯统治和连年残酷战争给社会和民众造成的严重灾难，杀人盈城、杀人盈野、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民有饥色、乐岁终苦、野有饿草，以

5、致人民怨声载道。而这些所有的苦难，都剑指连年不断的“不义”战争，孟子认为其中最好战的就是梁惠王。梁惠王时代是战国前中期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此阶段秦、齐主动挑战魏国朝权，突出表现就是魏国参与战争的次数激增。魏国居中原腹地，其地四战，魏国安则天下宁。笔者据中国军事史历代战争年表统计，梁惠王在位的50余年中，诸侯之间共发生战争43次，魏国就参与了其中的28次战役。如此高的战争频率，最终导致梁惠王数被于军旅，其民疲其国也敝。故而惠王曾卑礼厚币以招贤者以图再振镯业，邹衍、淳于髡、孟轲皆至梁”6卷四十四，1847。孟子到梁国见梁惠王并向他提出了很多仁政的建议,目的是想说服惠王寝兵修德为仁政，施惠于民。似梁

6、惠王这样一个好战的国君，定不会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儒家身上，所以他在召寻儒者的同时，也询问了兵家如何取得战争胜利的方法。今本缭书开篇就记载了尉缭与梁惠王问对的情况。“梁惠王问尉缭子日：黄帝刑德，可以百胜，有之乎？”8卷一，144兵家在经历了无数次相互攻伐的战争后，在依然无法改变天下战国相攻情况下，至战国时逐渐改变了以战去战、以杀止杀的对待战争的战争观，对于儒家直以来所奔走呼号的礼信、德治和仁政等思想开始重视，不得不慎重对待“圣王之道。毕竟作为当时“显学”之一的儡家，其思想必然是其时大多数民众意志的体现，而兵家在梁忠王时也出现了一位集大成者一尉缭943。尉缭高举“以天下之制为制，以天下之用为用的

7、大旗，发出了“战再胜，当一败的冷静呐喊。以尉缭为代表的兵家基本完成了经制整合百家之有益思想尤其是儒家民本思想，形成了具有先秦兵家独具特色的民本战争观。二、兵家对民本思想的整合和发展在研究先秦诸子的思想时，很多学者惯用融合、综合、合流等词汇来形容诸子思想的相互交流之结果。实际上这是后人以客观的角度和视野对当时百家文化交流、论辩、冲突、融合和互相借鉴后最终形成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种近乎“杂家思想。形式的一种描绘。这种“杂”，是一个学说臻于完善、走向成熟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如果站在当时诸子的主观角度来看，其目的是为了整合各家有益之思想从而补己之短，进而在综合、融通和碰撞的过程中为了自身的发展而兼

8、收并蓄了当时所有有利于本学派发展的文化元素。（一）思想上主张重民与一般先秦兵家不同，尉缭在思想理论与军事实践中都格外重民。在体现其军事思想的尉缭子一书中对“民”的论述多达50余处，涉及“民”的语句占到全文字数的近一半，远远多于对士卒、兵将等军事人员要素的论述。在与梁惠王问对的开始，尉缭就开门见山地指出了军事战争中百战百胜的根本是“人事”。战国时期阴阳思想泛滥，尤其是邹衍创五德始终说”后，兵家也有人以此阐释兵法战阵和胜败之因，迎合了战国各国君主对军事胜利的渴望和统一天下的欲望，故兵阴阳家在战国时大行其道。尉缭则以民本思想为出发点，严厉驳斥了天官、时日、阴阳、向背等阴阳思想。今本缭书首篇名为天官，

9、通篇主要是尉缭向梁惠王谏述人事的重要性，并以武王伐纣、楚将公子心与齐人战两则事例来佐证人事之重。在尉缭看来，决定军事上胜败的最重要的因素还是人事，突出体现了尉缭重民的思想。尉缭的军事理论中，在国家所有的资源里“人”才是最为宝贵的，人民的地位和重要性在江山社稷中是位居首要的，进行战争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保护人民，这种重民思想在先秦兵家中是很少见的。吴起曾言山河之固在德不在险。吴起以为重要、以为根本者，是希望国君为政以德来取得战争胜利,说明他也看到了广大普通人民的力量，可见在民本观这一点上先秦杰出兵家之间是共通的。尉缭这样以民为根本的军事思想也不是没有依据的，因为在他所经历的所有军事战争中，凭借军事

10、实践经验得出的结果就是人事比天官时日、山河之险更为重要，在频繁、长期战争中尉缭逐渐意识到只有依靠广大的“民”，在取得他们的支持和拥护后再去进行战争才能百战百胜。正如他所阐述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圣人所贵，人事而已”8164。尉缭曾以攻城为例向梁惠王详细阐释了人事究竟是什么，那就是“今有城，东西攻不能取，南北攻不能取，四方岂无顺时乘之者耶？然不能取者，城高池深，兵器备具，财谷多积，豪土一谋者也。若城下池浅守弱，则取之矣。由是观之，天官时日不若人事也”网144。天下智谋之士所见略同，孟子不仅同尉缭一样提出过“天时地利人和的经典论述，而且也以攻城为例来阐述过自己的思想，“三里之城，七里之郭，

11、环而攻之而不胜。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8卷四，271。孟子将人和上升至道”的层面并将之具化，总结为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理论，这是他民本思想极其突出的一个表现。在这一方面，先秦杰出兵家对待人事的态度与儒家的重民思想其实是一致的。兵家认为的所谓道，根本说来就是说要使民众与国君同心同德，即“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尉缭推崇齐桓公、孙武和吴起，“有提十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日桓公也。有提七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日吴起也。有提三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日武子也”，就是因为他们懂得人事的重要

12、，因为军事要取得胜利并不是单纯地靠人数去取胜，而是“师克在和不在众13。（二）政治上主张安民儒家尊崇三代先王之道尤其是周道，同时儒者也是三代礼乐文化的继承者，“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14e懦家针对当时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草，此率兽而食人也”8卷二，67与“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8卷十五，555的残酷社会环境，极力倡导诸侯施行德政，“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15。孟子通过总结三代以来的圣王治国经验并继承发扬其中的重民思想，将孔子的“仁”和1为政以德”

13、发展成系统的仁政思想理论，既强调国君要爱民、恤民、保民，又主张要乐民之乐忧民之忧。显而易见，这一思想若付诸政治实践，就是把最理想的圣王之道圣王在上”尊奉为国家政治的治理模式。与孟子同时代的尉缭也注意到了当时社会所存在的严重问题，如人有饥色，马有瘠形等，其在缭书中指出：“今夫决狱，小国不下十数，中圄不下百数，大四不下千数。十人联百人之事，百人联千人之事，千人联万人之事。所联之者，亲戚兄弟也，其次婚姻也，其次知识故人也。是农无不离田业，贾无不离肆宅，士大夫无不离官府。如此关联良民，皆囚之情也”8190。正因为国家在治理上存在如此多的严重问题，所以尉缭才明确指出作战不能取胜、防守不利这些问题都不是民

14、众的罪过，亦如孟子所言“夫民今而后得反之也。君无尤焉。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8卷五，172。尉缭之所以独秀于先秦众兵家，就是因为其并不排斥儒家所谓的“先王之道”，尉缭子中多次提到了先王之道及尧舜之道，更数次提到了武王伐纣事，其与梁惠王问时也常谈及古者先王如何。面对当时人民“短褐不蔽形，糟糠不充腹”的悲惨境遇，他更是向君王发出了“古人何得，而今人何失邪”的反问。其他诸如孽在于屠戮、偏在于多私、不祥在于恶闻己过、不度在于竭民财、不明在于受间、固陋在于离贤、祸在于好利、害在于亲小人的观点，也充分体现了尉缭合儒于兵的民本战争观思想，是尉缭王道军事理论思想的生动体现。战国时儒家愈加重德轻力，导致

15、思想上更加趋向于重文轻武。孟子“言必称尧舜，而施行仁政重民的过程中在遇到问题之时，只能以古讽今、以古非今，并不能提出一些具有建设性、可操作性的对策，如万章问孟子：“宋，小国也。今将行王政，齐楚恶而伐之，则如之何?”网卷十二，463孟子除了“顾左右而言他”，便是要效法三代，对现实迫在眉睫的严峻形势并没有任何的积极应对之策。但兵家却有别于儒家重理论轻实践的这种特点，因为特殊历史和时代条件造就了兵家最具实践性的特点。对于兵家渊源这一问题,刘向指出：兵家者,盖出古司马之职，王官之武备也，16卷三十，1762尉缭亦曾言:“凡将，理官也，万物之主也。8189理官就是指掌管司法的官。后汉书陈宠传载：“及为理

16、官，数议疑狱。”北齐书循吏传我：“理官忌惮，莫敢有违。”“理”和“李”都是法官的早期称谓，颜师古云：“李者，法官之号也。总主征伐刑教之事也13卷六十七，2910.由此可见，自古至战国兵、法一体，其来源于实践又在实践中不断进步发展。春秋之时，儒家尊德仁而卑刑法，法家、兵家则恃刑罚而弃仁义，两方形同“水火之势，正当极端的两派相持不下之时，应战国形势发展需要，受早期兵家影响下的尉缭在战国前中期的变革交替时期形成了他文武之道”的治国为政理论。他认可必须使用刑罚才能有效惩罚、奖赏奉公守法的民众，但也认识到了刑法结合德礼教育的重要性。他指出，只有将二者有机统一才是有成效的治国理念，夫禁必以武而成，赏必以文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