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郭嵩焘遭遇白郎宁-——关于晚清中西文学交往的一个问题.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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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当郭嵩煮遭遇白郎宁关于晚清中西文学交往的一个问题WhenGuoSongtaoEncounteredRobertBrowning:AnIssueConcerningLiteraryCommunicationinLateQing作者:尹德翔作者简介:尹德翔,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原文出处:文艺理论与批评(京)2011年第3期第62-68页期刊名称:外国文学研究复印期号:2011年09期1878年4月18日,英国利兹水星报(LeedsMerCUry)刊载了一条轶事:新来本国的中国大使颇具文才,或许是马修普赖尔以来(利顿爵士一人除外)几个以诗知名的外交官之一。抵达本国不久,他就表达了一个愿望:与英国大
2、诗人们结识。因白郎宁比之于那位桂冠诗人更易见,也不那么清高(moreamanoftheworld),某一天人们就安排,让这两位相互接触。听说大使阁下也是一个诗人,互致问候以后,白郎宁表示,他想知道大使已经出版了多少作品。仅三、四卷而已,大使通过翻译回答。那么,白郎宁说,我没阁下那么有自制力,妄作太多了。大使阁下写哪种诗呀?田园的,幽默的,史诗的,还是什么?停顿了一会儿。最后翻译说,大使阁下认为,他的诗可形容为费解的(enigmatic)o那样的话,白郎宁回答说,我们之间就有深切的一致(deepestsympathybetweenus)T0这正是人们对我的诗的批评,我想这个批评也是恰当的。新来本
3、国的中国大使,指的就是晚清首任驻英公使郭嵩煮。根据郭嵩煮日记,1877年3月7日晚,郭嵩森参加英国外相德尔比(EarIofDerby)夫人举办的茶会,男女聚者三百馀人。隔了一天,郭嵩煮写道:有类理爱觉敦者,约为茶会。五十馀岁老妪也,在德尔比茶会中一见。是日函约再下一次礼拜一至其茶会。3月19日(星期一),郭嵩煮又写道:爱觉敦夫人邀茶会,晤提督马尔铿、诗人白娄霖。这是郭嵩煮与白郎宁初次见面的来龙去脉,日记与报纸吻合,证明利兹水星报的报道不是空穴来风。郭嵩煮与白郎宁谈诗,这是中西文学交流史上富于戏剧性的场面,国内从不知晓。以诗人自居的中国大使,兴致勃勃地要引英国大诗人为同调,却在机智幽默、妙语迭出
4、的白郎宁面前变得哑火,这是有着促狭鬼习性的英国记者在拿中国大使寻开心,以博英国读者的一笑;这也是英国人讲给英国人听的故事,言外之意,中国的“诗人称不上诗人,英国的诗人才是诗人。郭嵩煮算不算诗人?清代以前,读书人作诗是普遍现象,不像在西方,诗人和演员类似,只是少数人的专能。因此在中国,会写诗的未必称得上诗人,要看具体情况。据郭嵩煮日记,他生平作诗多散佚,不自存录自三十六、七以前,岁常得诗数十首,而失佚为多”。咸丰丙辰(1856年)三十九岁时,郭嵩煮曾将保存的诗检录出来,厘为九卷,去世后刻印的养知书屋诗集,更是达到十五卷。钱锤书说,郭嵩煮的诗和古文不愧名家。写得多,又写得好,这样看来,在西方的意义
5、上,郭嵩煮也是一个诗人了,虽然他在晚清诗人中的地位不能和白郎宁在维多利亚诗人中的地位相提并论。但郭嵩煮自己,却未必愿意争诗人”的名头。养知书屋诗集自序云,予自三十六、七以来,遂废诗文之业。盖谓今之为诗文者,徒玩具耳,无当于身心,无裨于世教,君子固不屑为也。Ql)不屑于诗歌为什么还要去结识英国诗人呢?也许是对诗本不能忘情,以至于到了英国还常在梦里作诗;抑或想了解,西方人的诗是否与中国诗不同而更有意义?不管怎么说,郭嵩煮是诚心想了解诗人白郎宁的,白郎宁却没把诗人郭嵩煮放在眼里。看报上的文字,白郎宁对郭嵩煮,表面上惺惺相惜,骨子里却尖酸刻薄。说自己妄作多,又说自己不自制,实际是说自己才气盛,这种拐弯
6、抹角的自夸,以及话里有话的揶揄,从翻译那里,郭嵩煮能听懂多少呢?问郭嵩煮做的究竟是哪类诗?回想自己做过的那些古、近体诗,那些感时伤世、赠答唱和的五、七言诗,用西方文学的标准,不是田园的,也不是幽默的,更不是史诗的,简直什么都不是,郭嵩煮又能说什么呢?所谓费解,揣摩当时情景,大概郭嵩煮意指自己的诗很难跟白郎宁说清楚,而郭嵩煮的回答被白郎宁巧妙引用,(12)用一语双关的sympathy结束了一场尴尬的会面。利兹水星报的报道被贝尔法斯特的一家报纸转载时,加上了一个题目:一对诗人(13)对不成比例的诗人:一个是才气横溢的智番口演说家,一个是结结巴巴、辞不达意的乡下佬。遭遇英国诗人白郎宁,中国诗人郭嵩煮
7、失语”了。在晚清使臣中,郭富煮对“西学最热心,学习最刻苦,五六十万言的出使日记,就是明证。在以往的印象中,我们认为郭富煮主要关心西方的科学技术以及工商、政教、法律、新闻等社会制度,对文学艺术则不甚关心。现在看来,这个判断过于绝对了。郭嵩煮还是试图了解西方文学的。但是,由于语言不通,缺乏文化基础,西方文学对于他,远没有科学试验力瞬易于接受和理解。郭嵩煮后来又有两次见到白郎宁;(14)游苏格兰时,见到拜伦对卜鹿阿瀑布的题咏;在格拉斯哥,看到街头司各特的雕像;(15)在瑞士莱蒙湖,见到龙沙和拜伦的题咏。(16)这些,他都一笔带过,或止于记下诗人的名字而已。但是记下名字,已经表示郭嵩煮对西方诗人和文学
8、的关注,再进一步,则是E不为也,是不能也了。白郎宁对中国诗人大使的漫不经心的讥消,不仅是个人性格的问题,更是时代精神的一种反映。启蒙时代欧洲的“中国热,到18世纪末发生了逆转。马夏尔尼使团访华归国后发表的一批文献,严重影响了欧洲人对中国的好感。19世纪两次鸦片战争中,大清帝国之不堪一击,使耶稣会士为这个东方古国编织的五彩光环,片时消散。除了新教传教士发愿用福音拯救中国人和商人们关注对华贸易之外,一般人对中国的兴趣,已经一落千丈。而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评价,自感上当受骗之后,也从无限的好奇和憧憬,变为极端的鄙视。从商人受限制、传教士被驱逐、外交官遭凌辱的种种报告中,西方人早就知道中国的皇帝和人民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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