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钩起源问题再探.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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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据目前考古发现，带钩至迟在春秋早期即已出现，并对东周秦汉时期的服饰制度及礼俗文化皆产生了重要影响。史记齐太公世家第二载：“鲁闻无知死，亦发兵送公子纠，而使管仲别将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带钩”这是目前出现“带钩”全称的最早文字资料。此事在左传、国语、管子、吕氏春秋、战国策等古籍中均有记载，足见这一束腰器物在先秦两汉时期具有重要意义。关于带钩的发现及分布、分期和发展、名称及用途等问题，王仁湘先生等学者曾予以探讨，提出了极具代表性的观点。然而，关于带钩的起源或最初使用人群的问题，目前学界仍在讨论中。有鉴于此，本文拟从带钩与师比、鲜卑、胥维、犀毗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关于起源问题的几种讨论、出现背景及兴盛传播

2、等方面进行探讨，以求教于各位专家学者。一、带钩与师比、鲜卑、胥级、犀毗作为带具，文献记载中的师比、鲜卑、胥纸、犀毗等形制及功能与带钩相似，部分研究亦将其与带钩相混淆，故需加以区分辨析。关于“师比”，有学者认为是指今之带钩，鲜卑、犀毗、师比等词除指带钩外，还可以用来表示带IS、带扣和一些动植物纹牌饰。然而，根据古籍所载及现有资料考证,上述器物与带钩并不等同。汉书匈奴传引用颜师古注：“犀毗，胡带之钩也；亦曰鲜卑，亦谓师比，总一物也，语有轻重耳”。史记匈奴列传载“黄金胥纸一”，唐代司马贞在其史记索隐中对“胥纸”进行了详细阐述，认为“此作胥者，犀声相近，或误。针对上述多种叫法，王国维先生认为，“黄金师

3、比”者，具带之钩，亦本胡名；楚辞大招作“鲜卑”；史记匈奴列传作“胥纸”；汉书作“犀毗”；高诱淮南注作“私头”，皆“鲜卑”一语之转，延笃所谓胡革带钩是也，明确指出了师比即鲜卑，而胥组、犀毗皆为鲜卑之音转。然而，根据形制特征而言，带钩与鲜卑存在差异。关于“鲜卑”，楚辞大招载“小腰秀颈，若鲜卑只”。东汉王逸注曰：“鲜卑，衮带头也。日本学者白鸟库吉从语言学内容对其进行解释，以为古音鲜、胥、犀、师、私等字当读如Sa或saj；而卑、组、毗、比、等字当读如pi。因而，他认为鲜卑、胥纸、犀毗、师比、私St等古音当读sapi或saipi。此外，还结合张晏所注“鲜卑郭落带瑞兽名也”及满语gurugu、蒙古语gur

4、uksu,指出鲜卑作瑞解，郭落作兽解。然而，包尔汉等人认为鲜卑的意思是一种兽，相当于蒙古语Sobar（羯=五爪虎）。因为鲜卑人崇拜它，把它用作本部落的名称，同时把它的形象用在金属带钩上，以自别于其他部落的人民，而郭落则是革带、腰带之意。此外，干志耿、孙秀仁也赞同鲜卑郭落带为瑞兽带的解释，还进一步指出瑞兽可能就是驯鹿，“鲜卑郭落”是透雕牌饰而非带钩，而缀有此类饰牌的腰带即“鲜卑郭落带”。对此，日本学者藤田丰八也执相同观点。对于“鲜卑”的解释，除上述“瑞”或“兽”之外，王仁湘先生认为具有带扣之意，即鲜卑郭落带是有带扣的革带，还有学者结合北方地区出土的带饰实物资料，指出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一件刻有“御府

5、造白玉衮带鲜卑头”等汉字铭文的带扣，为了解鲜卑与带扣之间的联系提供了直接依据。综合上述观点，无论是“鲜卑”还是“师比”等，皆非今之带钩古名。结合以上文献资料、考古实物及诸多学者的分析研究，本文认为“师比”、“鲜卑”、“胥纸”、“犀毗”、“私殿头”等称呼与今之带钩关系不大，而可能与装饰有动物纹牌饰并以带第系结的北方草原民族所用带饰有关，带与牌饰等共同构成了所谓“郭落带”，具有此类装饰特征的革带经过进一步发展，演变成了魏晋以后的踝蹬带。二、带钩起源问题的几种讨论关于带钩的起源问题，目前说法不一。本文主要从良渚文化与带钩起源、带钩起源的“中原说”、“游牧民族说”、“并行说”以及玉皇庙文化与带钩起源五

6、方面进行展开。（一）良渚文化与带钩起源良渚遗址出土的玉带钩是否为东周秦汉时期带钩的起源是学界讨论的热点。关于二者的联系，有学者认为春秋时期发现的带钩很可能是良渚文化发展或者影响到中原的结果；中国的带钩应该是起源于原始社会后期，其出现地域为长江下游太湖流域。此外，王仁湘先生认为从良渚文化玉带钩的质料、形制及工艺分析，不代表带钩最原始的形态，以钩系带的方式在史前时期应当还要出现得更早；如大汶口文化、河姆渡文化和马家浜文化的鹿角靴形器其造型及用法与后世的带钩类似，可以看作是比良渚玉带钩更早的带钩，且大汶口遗址的鸡骨钩之功能与靴形器基本相同。然而，从功能来看，虽然鹿角靴形器、鸡骨钩与良渚文化玉带钩皆为

7、史前时期以钩系带方式下的产物，彼此之间可能存在联系，但其形制特征、分布地域及流行时代等方面，仍与东周秦汉时期流行的带钩存在较大缺环。良渚文化玉带钩最早于1972年在浙江桐乡金星村遗址出土，但正式考古发掘中最早者则是1984年出土于上海青浦县福泉山遗址60号墓的玉带钩。1986年至1995年间，在浙江余杭反山、瑶山、汇观山、横山及江苏武进寺墩等地又发现了几件玉带钩，据现有材料，目前共发现10件。首先，从形制特征来看，这些玉带钩整体呈方块状，钩钮中部有孔，钩首向内弯卷与钩钮同位于钩体背部，这与东周秦汉时期带钩的整体形制差异非常明显；其次，在分布地域及流行时段上，玉带钩较局限于史前时期的南方地区，与

8、东周秦汉时期的带钩分布范围亦存在较大的差距和空白，故本文认为此二者之间并不存在源与流的关系，而应属不同时段下以钩系带方式所产生的佩戴物件，功能相似但产生契机及发展轨迹并不相同，应有各自体系。（二）带钩起源“中原说”关于“中原说”，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认为，山东、河南、湖南、陕西、北京及辽宁等内陆的春秋至战国早期墓中都有铜带钩或金、玉带钩出土北方游牧民族地区出土的带钩时代稍晚，证明带钩可能是中原华夏族发明；也有学者认为带钩起源于西周末期的黄河流域，最早见于华夏族的服饰中，战国至秦汉时期广为流行。关于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的带钩，不同学者也有争论。1976年，山东省蓬莱县村里集墓葬出土2件铜带钩，分别

9、出自6号墓与7号墓，一件为怪兽形，兽身满饰鳞纹,背上有两翼。腹下有一小兽，伸出的长颈弯曲成钩形；另一件为方形素面。关于墓葬年代，简报认为当属西周中期至春秋，但并未对出土带钩的6号、7号两座墓葬的年代予以判定。然而，有学者据此即认为山东蓬莱县村里集7号墓中出土的铜带钩是中原地区年代最早的一件带钩。孙机先生也赞同该带钩是在华夏族地区最早见到的带钩，并认为在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华夏族地区已使用带钩，动摇了过去认为带钩是从北方草原民族地区传入中原之说。对此，乌恩岳斯图先生提出质疑，认为村里集7号墓出土的带钩其年代能否早到西周晚期尚不能定论。确实，从年代来讲发掘简报仅仅是依据11号、2号墓出土的个别器物如

10、铜鼎及铜盘、舟等的花纹及形制信息，得出这批墓葬的大概年代范围在西周中期至春秋时期，至于出土带钩的M6和M7属何年代报告并未指出。经对比，M6出土怪兽形带钩与春秋早期玉皇庙兽形带钩YYM18:10及春秋早中期反首螭龙形带钩YYM227:6形制较为相似，故推测其墓葬年代可能不会早于春秋早期。此外，村里集发现2件带钩的墓葬在该墓葬群中规格较高，出土有铜礼器、兵器、车马饰及玉石器等，显然为身份地位崇高者所有，从发现数量及流行程度来看似为孤例，因此带钩起源的问题则需另寻线索。（三）带钩起源“游牧说”关于“游牧说”，有学者认为带钩在春秋战国之际突然出现而发达，足示当时服装之突然改变与革新；其突受利用，可能

11、系受外来文化影响；也有学者从现代人体工程学角度分析，认为带钩主要是嵌于革带上的金属扣件，便于调整长时间骑马行进者腰间受力范围的宽窄和时效。束带可以对下腹部的内脏进行包裹，使其不被高频率、强力度的震动颠簸所伤害，是起固定和支撑作用的，类似于西医骨科的石膏夹板。其最早的使用者，是善于骑射的西北游牧文化为主的族群，而非地缘保守的农耕文化者；还有人将带钩在中国的最早使用与古代人们的生产生活、社会习俗及其所生息的地理生态环境相联系，认为当与活动在今黄河流域上游的的马游牧民族基于游牧射猎骑射紧衣束带之需有关。此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带钩的出现是因中原农耕民族受到草原游牧民族马具启发而产生，指出中国古代带钩产

12、生于春秋早期，且产生于秦国或者晋国的可能性非常大。因为这两个诸侯国一个毗邻西戎，一个靠近北狄，都受草原文化的影响。上述观点虽未利用考古发掘的实物材料进行论证，但将带钩起源问题与游牧民族进行结合的角度具有重要意义。除本土发现外，黑海北岸及西伯利亚地区也出土有类似带钩者。对此，孙机、王仁湘二位先生认为与古代中国带钩不同，前一种的钩首向下弯，而我国的钩首向上弯，二者有明显区别。虽然中国发现的带钩并非源于斯基泰西伯利亚式钩，但除钩钮外，兽形带钩的整体形制确与其有相近之处。斯基泰野兽纹流行时间较长，故也不排除后来中国工匠在制作带钩时对该类题材有所借鉴和吸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东周时期东西方世界的文化交流

13、。（四）带钩起源“并行说”“并行说”则主要根据军都山玉皇庙墓地出土的春秋早期青铜带钩，认为其制作工艺之成熟，时代之早，促使重新思考带钩的起源和制作地，并推测中原和北方游牧民族的带钩是并行发生的。应指出的是，玉皇庙文化墓地出土的青铜带钩确实为带钩起源问题的讨论提供了重要资料。（五）玉皇庙文化与带钩起源目前，玉皇庙文化分布的军都山一带共发掘墓葬近六百座，其墓地年代上限约当春秋早期，下限可延续至战国中期。该墓群除出土有直刃匕首式青铜剑等器物外，数量较多的青铜带钩亦具代表性，较为引人注目。对此，有学者认为其时代上限有的可以早到春秋早期，下限可延续到战国中晚期，为全面了解中国古代带钩的时空分布规及律特点

14、增添了一批极为宝贵的实物资料，并且应是目前考古发现的最早的青铜带钩。玉皇庙文化春秋早期墓葬中已发现较多带钩，且至春秋中晚期更为普遍，出土数量之多远远超出了中原地区。军都山玉皇庙文化墓地出土的数量较多且时代较早的青铜带钩，确实为目前我国出土带钩中年代最早且分布地域集中者，为带钩起源或出现问题的探讨提供了考古材料的支撑。三、带钩出现背景及兴盛传播的探讨结合上述讨论，关于带钩出现背景及兴盛传播的问题可从东周时期的服饰传统与气候条件，以及玉皇庙文化进行展开。（一）服饰传统与气候条件夏商时期随着养蚕业的发展，农耕民族已大量穿着丝织品衣裳，如商代甲骨文中已出现桑”、“蚕，“丝”、“帛”等字。“衣之宽窄，随

15、气候而异。南方气候暖，多宽。北方气候寒，多窄”。根据文献资料及考古发现可知，西周的服饰也是宽大的褶裙式服装，且等级森严分明，宽衣博带、高冠浅履是其主要特征。带，在商代已受到上层人士的普遍重视；西周时期，带已纳入礼服的范围，大带之制出于此时，应是不争的事实。先秦时代，中原地区主要为上衣下裳式服装，其腰间束有大带和革带。大带又称为绅带，以丝织物制作而成，虽装饰华美，却不适于悬荷裨拔、玉佩等佩饰。革带又称肇带，是一种皮带，最简单的皮带被称为“韦带”，以熟皮制成，带上没有任何装饰，系方式如同布带。绅带与革带配合使用，一起构成了当时服饰礼制文化中的重要内容。起初将革带束在大带底下，是因为革带简单，不像有

16、纹饰装扮的绅带那般能够满足贵族追求奢华的服装要求，只束革带，不免有些寒俭。汉书贾山传：“夫布衣韦带之士，修身于内，成名于外，而使后世不绝息”。唐颜师古注：“言贫贱之人也。韦带，以单韦为带，无饰也”。可见早期布衣所束革带不会有什么饰品。带钩、带扣出现以前,革带两端大约多用窄绦带系结。孙机先生认为早期的革带上也可以用绦带和环系结其两端，带钩可以被看作是由早期革带上与环相系结的绦带演化而来。由此观之，在农耕地区绦带与带钩相比，其出现时间可能更早。先秦时期,带制已趋成熟，文献中有详细记载不同等级的带都有与其相对应的规格、形制及色彩，显然已成为当时舆服制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区别等级高低、身份贵贱的一个符号，已属礼之范畴。礼记,玉藻：“天子素带朱里，终辟。而诸侯素带，终辟。大夫素带，辟垂。士练带，率下辟；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