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之殇：国统区话剧“市侩主义”批判之反思-FailingBusinessReflectiononCriticismofModern-drama'sPhilistinismintheKMT-co.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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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商业之殛：国统区话剧“市偿主义”批判之反思FailingBusiness:ReflectiononCriticismofModern-drama,sPhilistinismintheKMT-controlledAreas作者：沈后庆作者简介：沈后庆，广西艺术学院影视与传媒学院，广西南宁530022沈后庆（1974-），男，安徽六安人，博士，广西艺术学院影视与传媒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戏剧。原文出处：齐鲁艺苑（山东艺术学院学报）（济南）2017年第20175期第88-94页内容提要：商业化纷争是中国现代话剧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职业演剧如何既保证不失艺术品味，又获得最大的收益，是戏剧从

2、业者两难的选择。抗战期间，国统区重庆等地职业演剧一时兴盛，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现代话剧的发展，但同时也出现了赢利至上的“市偿主义”歪风。从发声到深化、再到反思，批评家对大后方商业之残的形成原因及其危害给以了全面的分析与批评，体现了他们对现代话剧发展的深切关注，从中也反映出中国剧人在当时语境下生存之不易。期刊名称：舞台艺术（戏曲、戏剧）复印期号：2018年01期关键词：大后方/话剧/“市价主义”标题注释:2011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青年基金项目“中国当代戏剧论争史”，项目编号IIYJC760113。doi:10.3969j.issn.l002-2236.2017.05.017中图分类号：

3、J8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236(2017)05-0088-07中国话剧史往往把四十年代上海和大后方话剧的发展看作是中国现代话剧发展的黄金阶段，这不仅指戏剧文本的创作获得极大的丰富成果，更是指戏剧演出，尤其是商业演出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当然也隐含了与之相伴的戏剧批评的众声喧哗。作为战时的陪都，重庆集中了大量的戏剧人才，成为抗战期间的戏剧重镇，这从中国话剧批评史上诸如戏剧民族形式问题、历史剧问题、建立新现实主义体系问题，以及关于野玫瑰清明前后与芳草天涯等的论争几乎都发生在这里可以得到佐证。此外，大后方戏剧一时繁盛，批评家们对于职业演剧下的商演模式出现的不健康倾向，诸如市价主义

4、噱头主义打游击等，也进行了严厉批评。从具体过程和内容看，国统区话剧市价主义”的批判，主要有以下三个阶段：一、发声阶段。大致从1937年7月到1941年10月，这个阶段主要针对开始出现的“噱头”等不良演剧台风提出批评。1937年抗战爆发后，作为第一支来渝的外省救亡戏剧团体，上海影人剧团一行34人在陈白尘、沈浮、孟君谋率领下来到了重庆。尽管演出的剧目与抗战有关，如卢沟桥之战放下你的鞭子流民三千万汉奸等演出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但还是有批评家针对上海影人剧团的演出说：我们不要把他们当做明星看待，他们也不要这样看待自己。观众与演员都应该以绝对严肃的态度互相看待。口文章批评上海影人剧团演员王献常扮演的日本兵

5、，刚出场未讲话，观众就哄堂大笑的情况，从中可看出批评家对这种以装扮吸引观众的噱头”表示了不满。随着诸如熊佛西率领的平民教育促进会抗战剧团、陈鲤庭等组成的上海业余剧人协会等专业水准的剧团来到重庆，重庆演剧掀起了一个小小的高潮，但随着演剧队伍的扩大，戏剧演出中不良的现象随之出现，1939年2月16日,由姜公伟召集的如何建立戏剧演出体系”座谈会上，到会的熊佛西、洪深、郑伯奇等人就提高导演的地位和权力以及扬弃过分夸张的演技两个问题达成了比较一致的意见。其实这两个问题是紧密相关的，演出中导演地位和权力的加强就意味着对演员舞台演出的控制，这也说明当时重庆舞台存在着的不良倾向。而次年，即1940年1月在戏剧

6、岗位每月座谈中，发表了叶（仲寅）关于噱头一文。文章中说，有些团体的排练，演员过于随意，甚而往往一出戏只经过一两次排练就搬上舞台，演员连剧词都记不得，全靠提示的人演双簧。一些自作聪明的演员没有办法，就只好乱用噱头应付观众。文章语重心长地提出：这种戏将来会渐渐变成文明戏，那时话剧只有任其灭亡.2同年，杜宣也对当时剧坛把噱头作为创作方法的中心”给以了批判，并以实际的事例表明应该坚决反对那些寄惨痛于哄的唯噱头的倾向引。对市价主义”的批评一开始就采用了集体批评的方式，此时座谈会成为最好的选择。1940年2月21日，继1月间出版的戏剧岗位批评演剧的噱头主义”之后，中华全国文协在重庆举行第一次戏剧座谈会。会

7、上对于演出中的噱头主义生意眼”等不良倾向进行了批判，到会的有胡风、臧云远、凤子、黄芝冈、海尼、万籁天、辛汉文、光未然、葛一虹、王泊生、章泯、张西曼等，座谈会并且涉及到戏剧改编问题。从参加座谈人员主体看来，左派人士无疑成为对市价主义”批判的中坚力量，而从1941年7月开始，新华日报逐渐成为左派人士戏剧批评的平台，其中林实的一年来重庆话剧种种和舒非的如何挽救大后方演剧运动的低潮两文就提到了后方演剧人生意眼”的问题。1941年10月10日，为纪念第四届戏剧节，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在一园大戏院举行纪念大会，到会的有张道藩、黄少谷、郑用之、阳翰笙等数百人。会上，阳翰笙讲话说，戏剧界迎合观众彳氐级趣味倾

8、向抬头应引起注意。同日新华日报发表后方的戏剧运动者要怎样跟功利的，买卖的倾向斗争?一文，文中指出“戏剧运动与戏剧买卖的区别，认为戏剧运动是文化运动的一环，是新的文化园地的拓殖者，是新的进步的文化势力的抚育与推进者但戏剧买卖却止于是商品的买卖，作这种买卖的实利主义者，只知利用一切已成的价值，对于一切尚未获得市场价值的新尝试，新事物均不感兴趣。作者为此要求现阶段的演剧者们“不卖弄名家，、明星、生意眼不抄袭，卖弄一切已成的噱头”。一切迹象表明，对戏剧演出不良倾向的批判逐渐成为当时戏剧批评界关注的重点。二、深化阶段。从1941年10到1945年5月，主要针对四次雾季公演不良倾向的批判，是从文本到舞台的

9、全面批评。1942年2月6日，戏剧岗位社邀请戏剧界人士召开座谈会，到会的有史东山、贺孟斧、陈鲤庭、陈白尘、孙师毅、王瑞霖、张骏祥、杨村彬、黄芝冈、苏丹、安娥、徐昌霖、周峰等30余人，阳翰笙主持。到会者对当前戏剧的演出，是凌乱或是蓬勃争论激烈，大家认为剧本必须要有积极意义，内容与艺术都要有择其佳者；演出要严肃认真，不可草率；要爰护演员，不要叫他们同时演两三个戏；舞台工作要统一协调；剧评不仅注意舞台，必须注意教育观众，评论要具体、深入、客观。2月13日新华日报刊登了座谈会记录要点。剧评家刘念渠在评论1941年10月至1942年5月的重庆雾季公演时，以演出影响较大的28出戏剧为例，认为直接、间接反映

10、抗战的占到二分之一。而演剧上取得新成就的演出有：北京人、闺怨、屈原、表，给观众予统一的印象。”问题较多的是以“留渝剧人”为名义的演出，他们没有任何物质设备，全靠找到关系。他还批评了几个演出：意识歪曲的野玫瑰、庸俗的天网、勉强抗战的遥望。而这正表现了某些（戏剧）工作者不够警觉，在无所谓中流为盲目演出“。在论及这一期间表演和舞台工作新成就时，他认为表演上纠正了形式主义，布景设计除写实而夕出始向风格化探索,克服过去一个时期竞相新奇的倾向，理解到设计必须从剧本内容着手，成为创作中的有机一部分。而回顾这一期间的演出，有待克服的弱点有：一，演出的无计划性；二，凡参加演出榜上有名的应各尽其责，一些导演团与顾

11、问团人员没有几个是尽到责任的，而是被人当做金字招牌打出去支撑门面；三，草率的演出，有的导演只排排位置，指点一下声音高彳氐就把戏推向舞台，有的演员一人兼在三处演戏、排戏刀。作者在肯定公演成绩之外，对诸如“留渝剧人”的演出团体，诸如野玫瑰天网遥望戏剧文本以及导、表演员存在的不足与缺点给予了批判，现在看来有些认识，如对野玫瑰的态度不免极端，但总体而言，对当时剧坛存在问题的批判还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从1943到1944年，随着雾季公演的逐渐升温，对戏剧演出不良倾向的批评逐渐走向一个高潮。梅令宜就认为过去两个雾季的演剧恶性市份化倾向的发展并不显著，对职业剧团为了生存顾及票房给予一定的理解，但从最早的以留渝

12、剧人公演”名义，后来成为打游击”的演出形式，到了现在（民国三十二年夏天以后），我们却真的看到了演剧市伶化的抬头，甚至另一城市的演剧正走上一个市份化的高潮”。作者认为幕后最大的推手是资本的流入，不良商人把金钱投入到戏剧演出上去，不考虑戏剧艺术的纯洁与艺术价值，赢利的最大化成为他们的终极目标，加之“偏偏有一伙演剧工作者愿意跟他们合伙，在此情形之下，戏剧就逐渐走上商业至上的道路，如果对市价主义”不加以打击，就会重蹈昔日文明戏的覆辙08批评家白苧更是针对章罂认为当我们的剧运遇到困难之时，”前面有人筑起一道墙，我们也就只好歪一点拐到旁边的小路去9言论，表示“坚决地反对，他认为梅令宜另一个危机一略论戏剧界

13、的“市价主义一文，那总是公平的论断，正义的应援，也是我们戏剧工作者充满了血泪的痛心史!我们不怕家丑外扬，却怕别人指鹿为马！口0同日，章罂对白苧的言论加以回应，认为在当前情况下，不合作没有出路，在不给戏剧“开倒车”的前提下，这种合作能扩大我们工作的范围，让剧运能继续生存，而戏剧工作者只要抱着严肃的态度与人合作与盲目地跟从别人是不同的，当康庄大道走不通之时，非得在小路上迂回前进不可口1。同日编发的编者附言认为，二者基本的出发点还是为了当前剧运的发展，一个为剧坛乱象疾呼，一个提出在当前情况下剧运工作者应采取的具体策略，虽然有所异议，但并没有原则上的分歧，这种观点还是有一定的道理。随着对“市价主义”批

14、评的逐渐深入，如何在谴责之余对剧运进行建设，成为批评家们聚焦的首要问题，代表性的文章有夏衍的论正规化一文。在论正规化一文中，作者认为戏剧工作者已经从“业余”逐渐走向职业化，这是话剧运动的“转型期，在此期间，应注意两点：一、每位导演、演员、舞台工作者要着重技艺的提高，要达到起码的技术水平。夏衍提出，重庆当时有三个“职业剧团”，即使在雾季，也不是每个剧团都有经常性的演出，让大批戏剧工作者窝工、坐茶馆，为什么不用来提高业务水平、艺术水平的工作呢?以此为将来正规化剧院作准备。二、建立一个有纪律、有责任感的职业演员乃至舞台工作者的做人态度、工作态度。要摒弃自由主义平均主义和台上见”的工作作风。夏衍说：居

15、I坛应有明星，社会和剧坛不要吝于对他们的褒扬，这个名称并不可怕,有明星架子真的可怕，尤其是没有明星成就先有明星架子更是可怕。在生活待遇上,每个人的工作值多少，是他取酬的标准。干好干坏报酬一样多，则是奖励不进步和偷懒12。此外，戏剧家焦菊隐则认为：在职业化的演剧活动以外，普遍地扶持业余演出,是很重要的工作。13随后，批评家白苧也从业余演剧的角度回应、赞同和补充了焦菊隐的观点口4。1944年2月15日第六届戏剧节纪念大会由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在文化会堂举行。新华日报为纪念戏剧节发表社论，题为抗战戏剧到人民中间去一祝1944年戏剧节，提醒戏剧工作者警困”脱离人民，游离抗战现实，趋向于卑俗娱乐和高蹈自喜的倾向口5。16日新华日报出版的戏剧节纪念特刊，刊登了郭沫若、夏衍、焦菊隐、史东山、梅令宜等人的文章，严肃、认真地讨论了戏剧界的状况，这又是一次带有意识形态性的“集体批评”。整个雾季公演期间，每年都有几十台话剧搬上舞台，四个雾季共演出100多出话剧，后来被话剧史家称之为中国话剧史上的黄金时代。这个黄金时代不仅是因为演出多，更主要是从文本创作和舞台表现都显示出较高的艺术水准，但这并不表示没有质量低下的创作和演出，上述对雾季公演期间出现的市偿主义”的风气的批判就说明了这一点。但应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