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相如集的文献史-TheDocumentaryHistoryoftheCollectionofSimaXiangru.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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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司马相如集的文献史TheDocumentaryHistoryoftheCollectionofSimaXiangru作者：刘明作者简介：刘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原文出处：国学学刊（京）2022年第20224期第58-69页内容提要：司马相如文学史地位的确立，具有共时性和历时性相互交织的特点，前者表现在史记汉书设立的文人专传，及以史传为载体保存作品的方式，肇开文苑传和别集的先河。历时性则以刘勰的文学批评为代表，进一步稳定了司马相如的文学地位，丰富了其作品内涵及意义；还有就是作品集的不断重编，目的也是重构并确立权威的司马相如别集文本。两种特点相互结合，才能观察到较为完整意义上的司马相如的文

2、学史形象，但它却涉及到了作家作品、作品集的制作与流传，还有读者的阅读、理解与批评，溢出了传统的文学史藩篱，因此需要在更为延伸的“文献史”层面予以梳理，如此其文学意义的呈现或许更加立体和充实。期刊名称：中国占代、近代文学研究复印期号：2023年03期关键词：司马相如集/史传/作品集/制作/文献史司马相如是西汉时期最伟大的辞赋作家，其作品创作既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也典型地代表着新体赋发展的成熟阶段，具有重要的文学史地位。从历时性的眼光看司马相如的文学史影响力，一者体现在他的作品被不断地阅读和理解，并赋予持续的文学批评；一者体现在他的集子的编撰与刊刻，在物质层面提供作品流通的载体。特别是司马相如的作

3、品集,融合了司马相如的作品，还有编者对于作品集文本的建构及后续的刊刻等行为，以及读者（广义）依据作品集所作的评论，是观察司马相如文学史地位及其影响力的重要维度。这就涉及了作家与作品、作品集的制作者以及阅读史视域里的读者这样三个层面,而梳理此诸层面过程的本身便具备了“文献史”的特点。构建司马相如集的文献史”这样的名目，无疑会使司马相如的文学史的呈现更为立体，不再局限于作家作品的单一化层面，而是体现作者、制作者和读者的共同参与和对话,是对传统的文学史叙述模式的延伸，而本身则又沾染”了文学史新书写的意味。一、司马相如的史传与作品司马相如字长卿，幼名犬子，后慕蔺相如之为人而更名相如。私意以为犬子之名或

4、与南方流传的槃瓠神话有关，似乎暗示司马相如的家世是南方蛮夷人的后裔，大概在秦汉间已经接受汉文化而逐渐“汉化。但王瑶先生认为司马相如的祖籍，大概是秦晋一带人。史记汉书本传皆称为蜀郡成都人，家世情况未著一辞。在籍贯成都之说外，又有司马相如乃蓬州（今属四川蓬安）人之说，如清人王培荀听雨楼随笔云：人皆以相如为成都人，实今之蓬州人，后迁成都，又居临邛。”今人张大可赞同此说，称：司马相如生于蓬安，后移居成都，成名于成都，蜀郡又是文化发达之乡，所以司马迁写为蜀郡成都人也是成立的。至于名相如，透露出他思想深处有着浓厚的战国纵横思想的影响，希望为国家建功立业,为他日后游走于汉廷与梁藩国之间埋下了伏笔。接着来谈司

5、马相如的生卒年，卒年一般无异辞，系在元狩五年（前118）,依据是史记本传称司马相如既卒五岁,天子始祭后土。按史记封禅书及武帝本纪，“始祭后土”在元鼎四年，以此上推五年即元狩五年，徐广即系在该年。至于生年则存在分歧，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及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均称以不详，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编中国文学史则系在文帝前元元年（前179）0将生年系在前元元年是接受了刘开扬的考订结论，束景南又提出了“相如约生于文帝九年（前171Y的辨说（11）,又有学者提出“生年当在文帝前元十一年（前169）”的观点Q2）,此外还有生在文帝前元六年（前174）（13）、前元八年（前172）（14）等说法，限于材

6、料，很难有司马相如生年的确切意见。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中著录司马相如的赋作二十九篇，“六艺略”著录凡将一篇，又诸子略”著录有司马相如参与创作的荆轲论。兹就其存世或见于记载情况略述如下。史记汉书本传载录全篇者有天子游猎赋（文选厘分为子虚赋和上林赋两篇）哀二世赋喻巴蜀檄难蜀父老谏猎书大人赋和遗言封禅事（即封禅文）诸篇，有目无辞的则为遗平陵侯书与五公子相难和草木书三篇，实际共七篇。附带一提的是，与五公子相难可能就是汉志著录的荆轲论五篇，其中班固所作者当即荆轲赞（15）。另外文选载长门赋，玉台新咏载琴歌二首，古文苑载美人赋，虽真伪存在分歧，但也没有确凿的材料可以否定司马相如的著作权，故其作品存世应总为十篇

7、（明人张燮辑本司马相如集载有自叙传一篇，该篇不应视为司马相如的作品，详下文所述）。汉书还记载司马相如作有郊祀歌的记载,如礼乐志云：”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16）又佞幸传云：延年善歌，为新变声。是时，上方兴天地诸祠，欲造乐，令司马相如等作诗颂。（17）按李延年召入汉廷在元鼎六年（前111）,司马相如不可能参与定郊祀之乐的活动（18）;但存在他创作的某些诗篇被用于郊祀乐歌的可能性，至于十九章中何者诗篇出自相如的创作则很难予以断定（19）。还有一些本传著录篇目之外的佚篇，其中

8、有目无辞者如荆轲赞、钓竿诗（崔豹古今注、吴兢乐府古题要解）、鱼殖赋（北堂书钞）和玉如意赋（宋人虞汝明所称）等；仅存残文者，如梓桐山赋（玉篇，存两字）、梨赋（文选魏都赋刘逵注，存四字）和题市门（华阳国志，存十一字），题市门可能是托题之作，疑不能明，此外还有凡将篇的残文。可判定为伪作者，如答盛览问作赋（载西京杂记，又称答祥舸盛览书）、报卓文君书（20）o此即司马相如作品的整体情况，以下结合史传简述作品的创作背景及其作年。大致在景帝前元元年，或者五、六年间（依据束景南的考证），司马相如“以贤为郎”，离开成都到长安，侍事景帝，为武骑常侍。初到长安，创作有题市门，反映了他意欲建功立业的志向。因景帝不好辞

9、赋，相如亦不喜其职，在景帝七年也就是梁王二十九年（依据束景南的考证），趁着孝王的第三次入朝的机会，司马相如随从孝王开始了游梁的生活。游梁期间，司马相如创作子虚赋，史记本传云：梁孝王令与诸生同舍，相如得与诸生游士居数岁，乃著子虚之赋.（21）大约创作于景帝中元五年（前145）,此外还创作了美人赋（22）。景帝中元六年（前144）,孝王卒,司马相如回到故里，后娶卓文君为妻，归成都，买田宅，为富人（史记本传）。在此期间，司马相如创作有琴歌，玉台新咏所载诗序交待了该篇的创作背景，其时或在景帝后元元年（前143）,速钦立则认为：此歌殆两汉时琴工假托为之。（23）武帝即位后，因欣赏司马相如的赋作,故再次出

10、蜀入长安，资治通鉴将再度赴京之年系在建元三年（前138）。史记本传云：”上读子虚赋而善之，日：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得意日：臣邑人司马相如自言为此赋。上惊，乃召问相如。相如日：有是。然此乃诸侯之事，未足观也。请为天子游猎赋，赋成奏之。（24）司马相如在子虚赋的基础上又创作了天子游猎赋，文选在收录该赋时分为子虚赋和上林赋上下两篇，也造成了天子游猎赋里的所谓子虚赋与从梁孝王期间创作的子虚赋是否乃同篇的争议。顾炎武日知录称：“子虚之赋，乃游梁时作，当是侈梁王田猎之事而为言耳。后更为楚称齐难而归之天子，则非当日之本文矣。若但如今所载子虚之言，不成一篇结构。（25）高步瀛文选李注义疏引诸家之说，颇为翔实

11、，但其所称前文子虚赋乃游梁时作，及见天子，乃为天子游猎赋。疑皆相如自为赋序，设此寓言，非实事也。杨得意为狗监，及天子读赋，恨不同时，皆假设之词也（26）”,则不足为据。因为史记的文字并非来自司马相如的自叙传，相如也不曾作有自序这样性质的作品。至于文选分题两篇，也并非阎若臆所称的昭明误分之而标名耳（27）,而是有所依据：其一是史记本传称：天子既美子虚之事，相如见上好仙道，因日：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尚有靡者。（28）这里的子虚上林之事，即天子游猎赋。其二是隋书经籍志即著录有郭璞注子虚上林赋一卷。这意味着天子游猎赋分称子虚赋和上林赋，在文选之前是存在的（29）。作为天子游猎赋组成部分的子虚赋，与司马相

12、如游梁期间创作的子虚赋的关系，或认为游梁期间的子虚赋：“已亡佚，子虚上林赋不是子虚赋的续作。不过，客游梁国的经历以及其间所作的子虚赋对司马相如二度出蜀后的创作所产生的深刻影响却是客观存在的。（30）也有学者认为:“史记中所说的子虚赋似为初稿，而上林赋则在此基础上加上天子游猎的场面，加工润色，遂成定稿。这是一篇完整的作品，可以称子虚上林赋，亦可以简称上林赋.”（31）此说比较符合上林赋创作的实际。总而言之，司马相如此篇奏赋既可称为天子游猎赋，又可称为子虚上林赋，为了与其游梁期间创作的子虚赋相区别，也可简称为上林赋（32）游梁期间的子虚赋，大约作于景帝中元五年（前145）（33）,而对天子游猎赋的

13、作年学界有比较多的争议，清王先谦只是笼统地说：开二郡事在建元六年，相如已为郎数岁，是献赋在武帝即位初矣。（34）大致而言,对天子游猎赋作年问题存在以下各观点：作于建元二年至三年（前139-前138）,或作于建元三年稍晚一些，理由是此年汉武帝大修上林苑，司马相如此赋才不是无的放矢”（35）。作于建元四年（前137）,如简宗梧云：相如写上林赋，当在建元四年左右，而奏赋恐怕是在建元末年的事了。（36）作于建元五年（前136）,如康金生汉赋年表）乍于建元六年（前135）,如龚克昌汉赋的奠基者司马相如；作于元光元年（前134）,如刘跃进称：上林赋不可能作于建元元年，而应当作于元光元年。（37）又称：上林

14、赋定稿于元光元年最有可能。（38）也有其他的意见，或认为：当作于建元六年五月到元光元年五月之间。（39）或认为天子游猎赋的创作经历了较长的过程而最终定稿，甚至直到元狩五年司马相如去世之前方才最终定型（40）,所以赋中方出现了许多建元中的司马相如不可能得知之事（41）。相较而言，暂将上林赋的创作时间系在建元四年至元光元年之间，存在一段从修改到写定的阶段性过程（42）。司马相如上奏天子游猎赋而被拜为郎，史记本传称“赋奏，天子以为郎，此后，相如为郎数岁，会唐蒙使略通夜郎西焚中，发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为发转漕万余人，用兴法诛其渠帅，巴蜀民大惊恐。上闻之，乃使相如责唐蒙，因喻告巴蜀民以非上意。喻告巴蜀民

15、即司马相如创作的喻巴蜀檄。按汉书武帝纪云：“元光五年（前130）夏，发巴、蜀治南夷道，又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云：“元光五年，是时通西南夷道，置郡，巴、蜀民苦之。又据文中方今田时，重烦百姓句，则断定该文创作于元光五年秋季（43）,也有意见认为作于该年之后。司马相如使蜀期间，还创作了难蜀父老，其作年存在争议：有元光五年说，有元光六年说，该说的依据是文中汉兴七十有八载句，史记集解引徐广语称元光六年也，龚克昌中国辞赋研究、李孝中司马相如集校注等采此说。还有作于元朔元年（前128）说，依据是文中“通夜郎之途,三年于兹句，刘跃进秦汉文学编年史、金国永司马相如集校注采此说，兹以该说为据。此后因被诬告使时受金而免官，居岁余，复召为郎（史记本传），则再任郎官在元朔二年（前127）长门赋可能即创作在司马相如免官期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