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年后我国金融扶贫的思考和建议.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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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将会如期实现脱贫，贫困县也将全部摘帽，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可以基本得到解决。但是，我国贫困问题仍将继续存在，并且转向更高阶段的相对贫困时期。面对新阶段的宏观经济态势和贫困人口分布趋势，2020年后的减贫标准和减贫战略重点思路和政策将会进行新调整，扶贫减贫的治理体系将会出现新转变。（一）减贫战略方向和重点将面临三大转变2020年后的减贫战略方向和重点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由集中性减贫治理转向常规性减贫治理的方向转变。从1986年起我国开始大规模扶贫，过去30年中主要依靠政府主导和推动，大规模、有组织、有计划地将扶贫开发作为各级党委、政府的一项重要

2、任务。尤其是“十三五”时期,扶贫开发被纳入全党全社会的重点工作，列入三大攻坚战的首要目标任务，采取了一系列过去没有的精准扶贫政策举措，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和政治优势。但2020年后，随着现行标准下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建设一个稳定高效的新型扶贫机制，由集中性转向常规性减贫成为我国扶贫事业的重要战略转移路径。与过去主要通过行政举措推动不同，如今稳定、内嵌式、常规性的扶贫机制与社会保障、民生建设、现代农业建设和经济发展一样，将减贫事业渗透到国家常规性工作之中。二是由主要解决绝对贫困向主要解决相对贫困转变。经过“十三五”脱贫攻坚之后，我国绝对贫困问题将得以解决。2020年后，我国减贫战略的重

3、点转向相对贫困，这也是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其他各国共同面临的贫困问题。相对贫困与绝对贫困的重要区别之一，就是相对贫困对应的是低收入人口。2020年后相对贫困标准的确定主要有四种方式。第一，按照收入的绝对水平予以确定，与现行贫困线的全国性统一标准不同，相对贫困标准依据地区发展水平设定，高于现今全国贫困标准的收入水平；第二，按照一部分人的收入占平均收入的百分比确定,比如，把收入水平占人均收入的百分比低于10%或20%、30%等以下的群体作为相对贫困人口（当然具体比例的确定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论证）；第三，参照国际标准进行确定，联合国、世界银行和其他发达国家均有相应的贫困指导线或救助标准，在综合国情实际

4、和对比分析的基础上确定相对贫困线；第四，利用多维贫困识别和测度作为相对贫困和制定多维减贫政策的标准。诚然，相对贫困永远存在，其标准随社会经济发展将适时调整，减贫事业亦将永远持续。三是由重点解决国内贫困向国内减贫与国际减贫合作相结合方向转变。减贫发展国际化是构建中国新型扶贫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世界各国的利益和命运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2020年后，我国应该可以提前完成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减贫目标任务，但应该看到，作为一个大国，中国的国际义务和大国责任在2020年后的国际社会与经济发展中更加凸显。扶贫脱贫亦如此，如果说以前我国只要解决好本国减贫任务就已经完成使命的话，

5、那么,2020年后的国际减贫合作与国内减贫融合推进也是我国新时期减贫的重大责任。因此，未来我国减贫所担当的责任将会更加艰巨。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同样也将助推国际减贫事业共享发展。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为载体，加强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合作、互联互通等都是中国履行大国责任、开展国际减贫与发展合作的开始。（二）2020年后我国减贫阶段性的时序推进轨迹新时期我国减贫战略和减贫治理体系的转变和形成并非在短时期内就能完成，而是一个长期缓慢的过程。综观世界各国减贫历程和中国减贫实践及未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趋势，我们认为这个过程的可能轨迹是：第一阶段（2020-2025年），扶贫脱贫巩固阶段。其重点任务

6、是：第一，巩固已有的减贫成效，夯实减贫成果，继续保持原有各项减贫政策的延续；第二，阻断返贫路径，重点是对返贫较多的区域和人群加大实施减贫扶持带动政策；第三，确保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快速推进和实现；第四，逐步推进和加大实施国家在消除和减少群体差距上的政策力度，重点缩小群体差距。第二阶段（2025-2035年），扶贫新战略确定并快速推进阶段。其战略重点是确定相对贫困标准，确立国家集中减贫体制；现有体制向城乡一体化融合体制转化试点；试运行救济与扶贫融合体制；构建与快速推进社会扶贫机制，快速推进和发展以“一带一路”为主线的国际扶贫合作。第三阶段（2035-2050年），国家减贫战略稳步推进，建设幸福

7、中国。此阶段减贫战略的重点是：不断提升相对贫困的标准，快速推进国家减贫政策制度化（救济与减贫全面融合、城乡减贫融合、社会福利与公共服务均等化快速推进，全社会扶贫制度化逐步规范、成熟化）以及扶贫合作交流全球化。减贫目标是：收入和生活迈向富裕，营养质量和健康水平快速提升，社会扶贫实现现代化，彰显减贫的大国责任；健康、绿色、生态和低碳的社会经济共享发展格局全面形成；全面小康和全民富裕一一幸福中国基本实现。（三）2020年后我国减贫面临的重点任务和路径1.积极探索构建解决相对贫困长效机制的新路径。2020年后，消除绝对贫困而进入到相对贫困新阶段，创新并建立一套缓解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是我国面临的新任务和

8、新使命。为此，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索：第一，明确新时代减贫体制机制新转变的基本定位；第二，构建和完善新时代减贫的财政和金融机制新路径；第三，构建社会保障扶贫的长效机制。2 .积极探索多维贫困和相对贫困的新标准新方法新思路。跨越绝对贫困门槛后，相对贫困的特征表现更加复杂多维。在现有维度基础上，应将生活质量、平等机会等多种要素纳入考量范围，提高识别的精度，构建以“相对贫困”为核心的全系统、多层次、多领域、多方位的扶贫体制机制。3 .积极探索城乡统筹减贫体制与机制改革的新路径。伴随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2020年后“三农”领域下的扶贫将不断转化为城乡体化下的扶贫。如何从城乡统筹视角缩减贫富差距、化

9、解相对贫困困境、审视可行能力及发展问题变得极为重要。一是区别人口类型，在完善城乡一体化保障体系方面可以尝试进行大胆的探索和试点。二是在推进新时代消除城乡户籍二元制度改革方面进行试点探索，健全新时代城乡管理新型体制和政策体系。4 .积极探索和培育内生动力和乡村文明方面的新路径和新方法。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要求精准扶贫的新战略向更高层次、更高质量推进，特别是多维贫困、文化贫困、能力贫困、人力资本贫困等引发贫困循环陷阱的致贫原因。一是激发内生动力，打造反贫困长效机制。二是营造积极向上的社会氛围，重塑勤劳致富美德之风。扶志扶智的激励机制更应该成为缩小人与人差距的重要手段，调动人们主动发展积极性，以精神

10、文化之“食”来补乡村振兴之“空二5 .积极探索2020年后绿色减贫新理念和新制度框架。绿色减贫融合生态资源开发利用与环境保护伦理意蕴，是破解生态贫困难题的根本手段。2020年后的减贫战略，一是更应把绿色发展理念贯穿全过程，摆脱单方面追求经济层面减贫的短期目标，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二是守住绿色底线，不断探索扶贫产业与绿色发展要求相契合的新型减贫模式Q三是强化绿色生态经济理念，构建绿色减贫体制机制。6 .更加注重探索新时代教育减贫制度体系变革的新路径新方法。现阶段的教育减贫主要是保证贫困人口的基础教育，保证贫困家庭的儿童不失学，但尚未实现教育的高质量化和公平性。2020年后，提升贫困儿童的教育

11、水平应当作为教育减贫的重点。一是树立长远利益观念，正视教育减贫重要性。加大对教育减贫投资力度，提高教育质量。二是借鉴国内外经验，创新教育减贫机制。将教育与能力贫困、文化贫困和人力资本贫困理论紧密联结，完善教育扶贫体系。三是精准发力贫困人群，建立全领域教育体系。7 .积极探索构建持续增收减贫的长效机制新方法新路径。2020年后，持续增收的长效机制仍然是相对贫困长效机制的重要内容。一方面，要做好产业培育与产业升级的衔接，发挥好贫困地区在资源环境、品种特色等方面的优势，以市场为导向开展生产经营，长短结合培育壮大乡村产业。要进一步加快全产业链、全价值链建设，发挥农业多功能性，促进乡村经济再生，将乡村产

12、业打造成为持续增收的“长效之源”。另一方面，要全力推进就业扶持，精准施策做好就业服务，提升农民群众等群体就业意愿，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对我国金融扶贫成效的简要评价金融扶贫，就是在政府主导下，以扶贫机制创新为保障，秉持扶贫济民初心，瞄准脱贫攻坚目标，将金融资源向贫困地区引流，为那些尚未得到或未充分得到金融服务的贫困群体提供必要的金融服务。金融扶贫的核心理念，就是聚焦向贫困地区或贫困群体提供专门金融服务，以实现减贫脱贫的国家战略目标。(一)我国金融扶贫发展历程经历了逐渐深化、不断优化和变革创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扶贫模式由救济式扶贫转变为开发式扶贫，并从2012年起开始实施精准扶贫，扶贫

13、方式也从临时性救济转变为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的提升。这一时期，中国金融扶贫模式也随着扶贫实践的改变和扶贫理论的发展而不断完善和发展，从发展历程上看，中国金融扶贫主要包括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1978-1997年)：扶贫贴息贷款为主的金融扶贫模式。该阶段的金融扶贫主要通过农业银行为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生产活动提供的贴息贷款来开展贫困帮扶工作。其特点是开始重视发展生产活动的减贫效应，扶贫资金没有局限于保障贫困人口最低生活标准，而是专注促进贫困地区种植业、养殖业和配套加工业的发展。该阶段的金融扶贫模式存在着明显缺陷：一是全局化扶贫开发不足，扶贫资金仅从微观层面发放给企业和贫困户，缺乏对贫困地区扶贫开

14、发的统筹性和协同性；二是扶贫主体和参与形式单一，扶贫贴息贷款全部由农业银行发放和管理，其他机构参与扶贫程度不足。第二阶段(1997-2012年)：扶贫贴息贷款与扶贫小额信贷并重的金融扶贫模式。该阶段的金融扶贫主要是扶贫贴息贷款和小额信贷共同发展，呈现出两个特点：一是微观与宏观并重，重视发展企业和产业对减贫的溢出效应；二是扶贫资金规模不断扩大，期限不断拉长；三是金融扶贫主体更加多样化，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合作银行、小额信贷组织分工协作，共同发力支持扶贫。所存在的问题包括：一是扶贫识别机制不精准，扶贫资金和扶贫项目针对性不强；二是金融扶贫产品依然单一，以银行信贷服务为主要产品。第三阶段(2012

15、-2020年)：精准扶贫实施后的金融扶贫阶段。该时期国家实施精准扶贫战略，同时互联网金融、金融科技快速发展，新理念、新方法、新技术逐渐应用于扶贫领域。此时金融扶贫呈现三个特点：一是帮扶主体更加全面,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监管机构从不同行业角度出台金融扶贫指导意见，各类金融机构也积极参与扶贫，使金融扶贫成为制度化、系统化、协同化的政治任务,贫困地区金融服务供给大幅改善。二是数字技术深度融合，扶贫“靶向”更加明确，金融机构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对农户进行精准“画像”，可以精准识别各种扶贫需求，对扶贫资金资源配置更加灵活高效，使扶贫资金供给精准到位，金融服务效率明显提升。三是金融服务产品丰

16、富多样，扶贫产品从单一的扶贫贷款转变为多种金融方式共同支撑的格局，服务的便捷性、个性化程度也不断提升。在2020年即将由绝对贫困阶段转向相对贫困阶段的背景下，当前金融扶贫模式所存在的问题包括：一是金融机构内生驱动力不强。当前，很多金融机构在政府政策和财政补贴驱使下，做的扶贫工作很多是“要我扶贫”，但就如何形成“我要扶贫”内生驱动力还需进一步探索。二是金融服务质量不高。当前的扶贫模式在解决金融服务“有没有”问题上成效明显，但在金融服务“好不好”的问题上还要继续探索，在服务价格、风险防控、生产经营融合方面仍然质量不高。三是“数字鸿沟”填补不够。很多贫困地区地处偏远农村，贫困人并不拥有任何数字设备，在数字金融背景下，他们可能被整体忽略。四是贫困户金融素质培养不足。贫困地区金融消费者的知识和素养难以适应快速发展的金融业态，存在“等资金”“等服务”“等指导”的问题，不会主动发现和探索金融服务价值。（二）我国金融扶贫的成效相当明显我国贫困人口从2012年末的9899万人减少到2018年底的1660万人，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