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人序跋管窥明代宋诗接受——以宋濂、李梦阳、公安三袁与钱谦益为例.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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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初病Sl窥B删璃接三-U三MW阳.公安三袁与钱谦益为例何谓“序”的本义，尔雅云：“东西墙谓之序1。”说文解字亦取其义释为：“东西墙也，从广，予声2。”孔安国在尚书序中释为：“序者，言序述尚书起讫、存亡、注说之由3。”王应麟在辞学指南中释为：“序者，序典籍之所以作4。”明人吴曾祺文体刍言对序跋类文体的界定比较详细，他说：古人每有所作，必述其用意所在，以冠一篇之首。如尚书每篇之首数语，乃史臣之述其缘起，即序也。或读者为之，则如诗关雎之有序，或云出自子夏，其确否不可知，要其由来固已久矣。至史家之体，序文实繁。5此外，曾国藩论及序跋文性质时说：“序跋类，他人之著作述其意者，经如易之系辞，礼记之冠义、

2、婚义皆是6。”林纾在谈及序跋使用范围时说:“序古书，序府县志，序诗文集，序政书，序奏议、族谱、年谱，序人唱和之诗，则归入序之一门；辨某子，读某书，书某文后，及传后论，题某人卷后，则归入跋之一门7J由此可知，“序”含义的复杂与丰富，著名文章学家吴承学先生对此归纳道：“序是置在书籍或文章、图表前后的说明文字，序可以用于介绍作者其人其事，阐述著作原由，说明作品内容，分析文章精义或者发表评论5。”所谓跛，尔雅释言云：“跋，躅也1。”贺复征说：“跋，足也。申其义于下，犹身之有足也8有“踩”“踏”之义。序与跋在明清许多文章家那里含义是极为相近的，如明人吴曾祺文体刍言对论及序、跋两类文体时，说道：跋亦序类也

3、，其出比序为后，其作法亦稍近，惟序有前序后序，跋则施之卷末而已,故取足后之义为名。而金石一家，传此者甚伙，有汇成一书者，盖考证之学，于此体为宜。叙序跋类第二，为目十七，日序、日后序、日序录、日序略、日表序、日跋、日引、日书后、日题后、日题词、日读、日评、日述、日例言、日疏、日谱，其余为附录。5徐师曾说：“题跋者，简编之后语也。凡经传子史诗文图书之类，前有序引，后有后序，可谓尽也。其后览者，或因人之请求，或因感而有得，则复撰词以缀于末简，而总谓之题跋。”姚鼐与曾国藩将序、跋并称“序跋”，视为一种重要的文章类别。吴承学说：“题跋是我国古代一种特殊的散文文体。古代文人在阅读书籍或欣赏字画时，如有心得

4、体会，或要进行说明议论，可以题写于书籍卷轶之后，此类文章即是题跋5。”一般而言，位于正文之前为序，置于文末为跋。序跋的文献价值极为丰富，就文学理论与批评而言，其多样化的形式，率意真诚的写作心态，优美风趣的语言使它具有独特的价值，并成为我国古代文论中优秀的文化遗产。明代序跋也是如此，笔者选择明代各个阶段具有代表性作家的部分有关论及宋诗的序跋，看其对宋诗的接受情况，从而管窥明代诗坛对宋诗的态度，及其变化与其背后的历史原因。一、明初浙东诗派殿军宋濂的宋诗观：载道重经与推崇宋代理学诗明初诗坛深受宋代理学影响，廖可斌先生说：“在明代前期文坛占垄断地位的，首先是浙东诗派，接着是以江西派作家为主体的台阁体他

5、们的诗作都以宣扬程朱理学，为统治者歌功颂德为能事10。”明初浙东诗派殿军，“开国文臣之首”，一代理学硕儒宋濂，以其丰富的诗文理论遗产得到学界普遍关注，如左东岭先生的论宋濂的诗学思想11、孙克强先生的宋濂诗学思想浅论12都有精辟论及，笔者只选取论及宋代诗文的序跋或书论，以管窥他对宋代诗歌的态度，并略作归纳如下：（一）诗歌史论上：不轩轻唐宋自宋调形成之初，“诗分唐宋”的论调就一直不绝于耳，宋元大多有唐宋之分，而绝少唐宋之争。元朝诗学总体表现为尊唐抑宋，无论是金元之际的元好问，还是入元的辛文房、杨士弘，他们论诗标举唐音，诸如唐诗鼓吹唐才子传唐音等重要影响的唐诗学文献著成。明初文坛巨擘宋濂对唐宋诗却不

6、轩轻某一家，他在答章秀才论诗书中说：三百篇勿论已，迨王元之以迈世之豪，俯就绳尺，以乐天为法；欧阳永叔痛矫西昆，以退之为宗。苏子美、梅圣俞介乎其间。梅之覃思精微，学孟东野；苏之笔力横绝，宗杜子美。亦颇号为诗道中兴。至若王禹玉之踵微之，盛公量之祖应物，石延年之效牧之，王介甫之原三谢，虽不绝似，皆尝得其仿佛者。元祐之间，苏、黄挺出，虽日共师李、杜，而竟以已意相高，而诸作又废矣。自此以后，诗人迭起，或波澜富而句律疏，或燃炼精而情性远，大抵不出于二家。观于苏门四学士，及江西宗派诸诗，盖可见矣。陈去非虽晚出，乃能因崔德符而归宿于少陵，有不为流俗之所移易。驯至隆兴、乾道之时，尤延之之清婉，杨廷秀之深刻，范至

7、能之宏丽，陆务观之敷腴，亦皆有可观者。13对宋代诗人王禹偶、欧阳修、苏舜钦、梅尧臣、王禹玉、盛度、石介、王安石、苏轼、黄庭坚、苏门四学士、江西宗派、陈与义、尤袤、杨万里、范成大、陆游等等，都认为有可观之处，并对当时学者无视古代名家表示不满，他说“近来学者，类多自高，操辄未能成章，辄阔视前古为无物，且扬言日：曹、刘、李、杜、苏、黄诸作虽佳，不必师；吾即师，师吾心耳。故其所作，往往猖狂无伦，以扬沙走石为豪，而不复知有纯和冲粹之意，可胜叹哉！可胜叹哉！”其中将“曹、刘”“李、杜”与“苏、黄”并称，可见，他对诗歌遗产的宽容胸怀。（二）诗文功能上：独尊宋儒“载道重经”与“辅助教化”宋濂既是明初“开国文臣

8、之首”，也是一代理学硕儒。诗文功能上主张“载道重经”与“辅助教化”，使他对宋儒表现出特别遵从。他在徐教授文集序中说：“文者道之所寓也。道无形也，其能致不朽也宜哉！是故天地未判，道在天地；天地既分，道在圣贤；圣贤之殁，道在六经。后之立言者，必期无背于经，始可以言文。夫自孟氏既殁，世不复有文，贾长沙、董江都、太史迁得其皮肤，韩吏部、欧阳少师得其骨骼，舂陵、河南、横渠、考亭五夫子得其心髓。观五夫子之所著，妙斡造化而弗迷，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斯文也，非宋之文也，唐虞三代之文也；非唐虞三代之文也，六经之文也”13。虽是论文，但古代诗文相通，宋濂有意打通诗文二途，他说：“如易书之协韵者，非文字之诗乎？诗之

9、周颂，多无韵者，非诗之文乎？何尝歧而二之13?”诗文成了载道的工具，儒家之道又载于六经之中，且认为汉初名儒贾谊、董仲舒、司马迁之文只得儒家六经的“皮肤”，韩愈、欧阳修之文得到六经的“骨骼”，而宋代名儒周敦颐、程颐、程领、张载、朱聂之文得儒家六经“心髓”，是真正的“六经之文:宋濂在不同场合称赞韩愈与欧阳修，他说：“六籍之外，当以孟子为宗，韩子次之，欧阳子又次之。”可见，宋濂对唐宋名儒诗文的推崇。他在欧阳文公文集序中说：“文辞与政化相为流通，上而朝廷，下而臣庶，皆资之以达务。是故祭响郊庙则有祠祝，播告寰宇则有诏令，昨土分茅则有册命，陈师鞠旅则有誓戒，谏谭陈请则有章疏，纪功耀德则有铭颂，吟咏鼓舞则有

10、诗骚。所以著其典章之懿，叙其声明之实，制具事为之变，发其性情之正，阖辟化原，推拓政本，盖有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也。”13从强调文辞的政教功能角度，宋濂对欧阳修的诗文表示肯定与赞赏。宋濂甚至对宋人诗文的新创精神表示称赞，他在苏平仲文集序中借霍去病辞谢汉武帝欲教其古代兵法时说：“濂谓去病真能用兵者。古今之势不同，山川风气亦异，而敌之制胜伺隙者常纷然杂出而无穷，吾苟不能应之以变通之术，而拘乎古之遗法，其不败覆也难哉！为文何以异此13?”因而，他指出：“为诗当自名家，然后可传于不朽。若体规画圆，准方作矩，终为人之匠仆，尚乌得谓之诗哉13?”（三）诗歌本体论上：并举韩、欧，重情重礼宋濂既是明初理学硕儒，

11、又是诗文巨匠，他对诗文创作的甘苦有极深的体认，对诗文的本体属性有清醒认识，在重视政治教化的基础上，提出诗生于情的观点。其马先生V岁迁集序说：土之生斯世也，其有蕴于中者，必因物以发。譬犹云既瀚而灵雨不得不降，气既至而蛰雷不得不鸣。虽其所发有穷达之殊，而所以导宣其湮郁，洗濯其光精者则一而已矣。是故达而在上，其发之也，居庙朝则施于政事，谋军旅则行于甲兵，严上下、和神人则见于礼乐，交邻国则布于辞命。或穷而在下，屈势与位，不能与是数者之间，则其情抑遏而无所畅，方一假诗以泄之。诗愈多，则其人愈穷也可知矣。13士大夫生于世，必有众多情感蕴含内心，因外物牵动而发而为辞，如云凝结成雨不得不下，气遇蛰雷不得不鸣。

12、诗文创作是情感遭遇抑遏无所通畅后的宣泄，诗文愈多，则其诗人遭遇的抑遏越多，这明显受到韩愈“不平则鸣”与欧阳修“穷而后工”的影响。宋濂的“诗本于情”是要“止于礼仪”的，不然就不符合他心中的理想，他在V霞川集序中说：“盖诗者，发乎情，止乎礼义者也。情之所触，随物而变迁。其所遭也憧以郁，则其辞幽；其所处也乐而艳，则其辞荒。推类而言，何莫不然，此其贵乎止于礼义也欤？止于礼义，则幽者能平而荒者知戒也13。”宋濂对唐宋诗歌认识较为客观，都各有得与失，他说：“夫诗一变而为楚骚，虽其为体有不同，至于缘情托物，以忧恋恳恻之意而寓尊君亲上之情，犹夫诗也。再变而为汉魏之什，其古虽不逮夫骚，而能变而不华，质而不俚，亦

13、有古人之遗美焉。三变而为晋宋诸诗，去古渐远，有得有失，非言辞之能尽也。唐宋诸名家，其近古者固不可绝谓无之，而不及乎而者，抑何其多也13!”但宋濂论宋诗存在明显的偏向理学的倾向，对明初诗坛理学诗的兴起有直接的影响。譬如“白沙先生”陈献章是宋代程朱理学向明代心学转换的关键环节江门心学的代表人物，论诗推崇宋代理学家们传统诗教，他说：“夫道以天为至，言诣乎天日至言，人诣乎天日至人，必有至人，能立至言。尧舜周孔至矣，下此其颜、孟大儒欤！宋儒之大者，臼周、日程、日张、日朱，其言具存，其发之而为诗亦多矣14。”其诗文是宋代理学诗的隔代遗传，有“陈庄（昶）体”之说。对此，杨慎批评道：“徒见其七言近体，效简斋、

14、靖节之渣滓。至于筋斗、样子、打乖、个理，如禅家呵佛骂祖之语，殆是传灯录偈子，非诗也15。”王世贞批评其性气诗：“献章襟度潇洒，神情充预，发为诗歌，毋论工拙，颇自风雪。间作瘦语，殊异本色，如禅家呵骂击杖，非达磨正凝，又类优人出浑，便极借扣，终乖大雅，而增城湛若水取诗教，妄加笺释，真目中无珠者也。固知陈氏之忠臣，必将鸣鼓湛生之罪矣16。”后代明人对主理之诗的厌恶，显示出不同时代对宋代诗歌尤其是理学诗的态度，更显出明代诗坛接纳宋诗的艰难。二、明中叶李梦阳与“宋无诗”观念的形成时至明代中叶，批评宋诗的声音愈渐风起，“宋无诗”的偏狭言论几成诗坛共识，宋诗地位扫地。其中原因与李梦阳对宋诗的态度密不可分。李

15、梦阳(14731530),字献吉，号空同，祖籍河南扶沟，出生于庆阳府安化县，明代中叶著名的诗文大家，复古派前七子之首。其“文比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主张影响明代文坛达一个世纪，对此明史文苑传记载道：“李梦阳、何景明倡言复古，文自西京、诗自中唐而下一切吐弃。操疑谈艺之士，翕然宗之，明之诗文于斯一变17。”李梦阳的诗学主张甚是复杂，笔者只选取有代表性的论及宋诗的序跋，不涉及其他，以管窥他对宋诗的态度。(一)批评宋诗：理胜辞涩有余，格调兴象不足李梦阳对宋诗好发议论，理胜于辞进行尖锐的批评，他在给好友余育之其父余存修诗集缶音所作的序言中得到很好的体现，其文为：诗至唐，古调亡矣，然自有唐调可歌咏，高者尤足被管弦；宋人主理不主调，于是唐调亦亡。黄、陈师法杜甫，号大家；今其词艰涩不香色流动，如入神庙坐土木骸，即冠服与人等，谓之人可乎？夫诗，比兴错杂，假物以神变者也;难言不测之妙，感触突发，流动情思，故其气柔厚，其声悠扬，其言切而不迫，故歌之心早退而闻之者动也。宋人主理作理语，于是薄风云月露，一切铲去不为，又作诗话教人，人不复知诗矣。诗何尝无理，若专作理语，何不作文而诗为邪？今人有作性气诗，辄自贤于“穿花蝶蝶”、“点水蜻蜓”等句，此何异痴人前说梦也。即以理言，则所谓“深深”、“款款”者何物邪？诗云：“莺飞戾天，“鱼跃于渊”又何说也18?宋诗过于纠缠于道理，思维方式重思辨，违背诗歌创造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