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昌到成都-——对第三代诗歌杂志《非非》生产的社会学考察.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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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西昌到成都对第三代诗歌杂志非非生产的社会学考察FromXichangtoChengduiASociologicalInvestigationintotheProductionoftheThird-GenerationPoetryJournalFeiFei作者：罗文军作者简介：罗文军（1978-），四川宣汉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二。八级博士生，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原文出处：当代作家评论（沈阳）2011年第3期第143-152页期刊名称：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复印期号：2011年12期在非非参加中国诗坛一九八六现代诗群体大展”并获得巨大声名之前，但日“创刊号和。日E评论第一期就已以“非法出

2、版物”形式相继产生，并以寄赠方式传播到了部分诗人和学者案头，从而引起纷纷议论，获得了“追求一种新的文化价值之类的评价。这使得“非非发起人周伦佑所在地西昌和纸质非非生产地成都，与国内读者发生了更为频繁的联系。一九八六年八月底至九月，周伦佑和杨黎就“收到大量读者来信（周伦佑处平均每天收到读者来信四十封左右，此情况一直持续到一九八七年）周伦佑和蓝马忙于给索要但日“的读者寄赠刊物、解答读者在信中提出的与三日E主义有关的各种问题“。若稍稍注意一下没有合法的刊号”这一前提，那么，在“读者来信和解答问题这种带有鲜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色彩的现象背后，非非”活动的复杂、非法的生产方式，以及这些状态和方式隐含的意义

3、,也就很容易成为问题所在。有关日M的种种物是人非，在诗人们的回忆中被不厌其烦地一再述及，这种不停的自我追忆其实也是一种有趣现象。如果暂时撇开对其原因的探析，这些回忆也就成为了考察狷日F生产方式、传播方式的重要参照。埃斯卡皮指出：“凡文学事实都必须有作家、书籍和读者，或者说得更普通些，总有创作者、作品和大众这三个方面。于是，产生了一种交流圈；通过一架极其复杂的，兼有艺术、工艺及商业特点的传送器,把身份明确的（甚至往往是享有盛名的）一些人跟多少有点匿名的（目范围有限的）集体联结在一起。若由此来关注“非非诗群活动，那么，在西昌与成都之间隐含着什么样的交流圈，狗日E究竟有着何种独特的生产方式，它与合法

4、W物的运行有何差异，与彼时单位制度之间有何矛盾，也就成为了从文学社会学视角来进行考察的主要问题。正如皮埃尔弗朗卡斯泰尔在谈及艺术社会学研究方法时所说：”此种研究的直接目的并不在于发现通常支配整个人类社会的永恒的规律，而在于把握一时的，或者可以说是历史的现实，这里的考察也是为了更深入地认识特殊的历史现实。一、从西昌到成都：非非的创办与印制条件一九八六年非非创建时的筹谋场景，诗人吉木狼格有如此叙述：他（周伦佑）说闩日E主义不应受地域的限制，我们要约成都的杨黎、尚仲敏一起干。日E上作者的覆盖面要广，如重庆的何小竹、李亚伟，杭州的梁晓明、余刚等。这是一个周密的计划，实施也要周密，非非没有合法的刊号，蓝

5、马建议出刊前一定要小心，知道的人越少越好。一切准备就绪，周、蓝带上稿和筹集的经费神秘地离开了西昌。周伦佑等“神秘前往的地方是成都，他们由此展开了西昌与成都及其他城市之间的日M活动。但是，八十年代时西昌至成都要在火车上蜷缩整整一夜，他们为什么要舍近而求远呢？不妨先考察一番非非主帅周伦佑文学活动的圈子。在印刷非非之前，周伦佑的活动重心就已从西昌转移到了成都，后来加入日M圈子的许多诗人也已走马登台这座城市。八十年代初，”成都的文学氛围很浓，成立不少文学社团，经常举办各类讲座。诗人和诗歌爱好者在这样的氛围里交流彼此的诗学感悟或者华山论剑”。在一九八四年四川省青年诗人协会成立前夕，盆地中具有前卫性质的诗

6、歌圈子，也大都把活动中心放在了成都。周伦佑一九八三年借调到星星诗刊编辑部做见习记者，由此进入成都诗人圈并逐渐获得了发言权。他与黎正光、廖亦武一起号称成都诗人三剑客，三人在一九八三年秋天召开的四川省青年创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对主流文学观念的公开挑战，使盆地窒闷的空气开始流动”。周伦佑接着参与四川省青年诗人协会的组建，并担任副会长兼秘书长职务。尽管诗协内部事故连发，于一九八六年四月二十八日解散，周伦佑的交往圈却由此得到扩展，并获得了一些象征性的名义和资源。在后来的非非活动中，他就多次借用四川省青年诗人协会”的介绍信，以促成刊物变为铅字。一九，田年，周伦佐、周伦佑在成都开始走访讲学，商定先到川师，再

7、去重庆，然后顺江而下去武汉、南京随后北上安徽、北京，这种视野的形成与成都的既有氛围也不无关系。可以说，成都对周伦佑有着不可抗拒的吸引力，这使得他在筹谋F臼E”之时，就有了不受地域限制、覆盖面要广的远见。除开成都，周伦佑在西昌也一直有着活动圈子。其妻后来说道：他在四川及全国有了一定的影响，他的文学活动也更多地转到了成都，但也并没有疏远西昌的朋友，只要回到西昌，他仍然是朋友们的中心。早在文革期间，周伦佑与后来的非非核心人物蓝马（王世刚）等人就相交莫逆，还一度准备编印刊物钟声，并为这事与周伦佐、王世刚、刘建森等多次商量，叫王世刚、刘建森想办法弄油印机；并专程为这事到成都与黄果天商谈”。事虽不成，在他

8、妻子心目中却有着可以看到十年以后诞生的始白时杂志的雏形”的意义。一九八。年周伦佑在星星诗刊发表致母亲一诗，西昌诗友就大受鼓舞，常来周家席地座谈。其妻回忆：那个时候，我们位于医院的简陋宿舍经常是高朋满座。但是，西昌毕竟偏居横断山脉南麓，旦巨成都五百多公里，彼时仅为葭尔小城。这个“一年中，起码有一半以上的时间，人们可以在月光下看书的美丽月城，在一般人甚至本地人心目中，”是一个远离文化中心的封闭的小县城.周伦佑妻子就有如此言说：我清楚他一个人在西昌那种偏僻封闭的环境中进行文学探索的艰难，我支持他走出西昌成就自己.一九八八年，在西昌创办民刊女子诗报的晓音也有类似说法：这所城市的人都把省城当做天堂。像。

9、曰E诗刊主编周伦佑一样，我与女诗人4淋带着两百张报纸乘车到成都发送。（11）这种真实的双城记”，可谓点画出了两个城市在文学版图中的不同位置。每当周伦佑从成都返回西昌，聚集交谈的朋友也是更需要从他那里了解外部世界的各种信息，更希望分享他的诗作和理论思考带给他们的振奋（12）。从诗人圈子和文化氛围来看,西昌毕竟远逊省城成都，这无疑成为了周伦佑创刊非非时“神秘前往成都的原因之费孝通分析中国社会结构时认为，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13）。这种观点对于单位体制中的人际关系来说，无疑也是切中肯禁。在传统单位社会中，个人生活总是处于“熟人眼目下和亲密无间”的

10、邻里社区中，缺少一种隐私性的安全感和自由空间，周伦佑对此可谓深有体会。为避免被人发现，他曾将自己“文革”期间的诗稿，转来转去地藏于图书馆木楼梯之下，真是费尽心机。一九七七年，因反动言论而被身边朋友检举，他又遭遇了“隔离审查.其妻说得十分明白：我们（伦佑和我）因为思想与现实体制的冲突，再加上行为的不合时宜（我在医院就与右派结交，并且在爱好与衣着上显得与众不同），所以无论平时怎样刻意压抑自己，在单位上总是被领导和群众视为准敌人，如我所工作的西昌地区医院的书记就明明白白说我资产阶级思想严重，这其实就是说你已被他们划到阶级敌人一边了.（14）周伦佑在西昌农业专科学校做了多年图书馆管理员，身陷单位“熟人

11、”关系和邻里曹网之中，这显然不利于他在此地大展拳脚来进行非非”活动。可以设想，即或非非侥幸印刷成功，在熟人关系网络的控制下周伦佑也是难以遁迹。民刊女子诗报在西昌印刷一期后，就再也没有一家印刷厂敢承印，以致在绵阳印刷第二期之后回到西昌，在下火车的同时，就收到文化局召我去谈话的通知，结果第二期女子诗报有一多半给没收了。回到单位，单位领导也找我谈话。（15）晓音的如此回忆,也算是一个具体的旁证。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成都作为省会城市领跑于潮流，大幅度增加着流动人口：一九八四年日平均流量为二十七万人，一九八五年为三十五万人，一九八七年猛增到五十三万人（16）。发展不同类型、不同规模、不同层次的经济联

12、合体，建立各种经济网络，以流通为突破口,加强城乡商品交流，也使得脱离于传统单位的个体经商人群日益增多,成都地区几年间发展起来的城乡个体商户就达七万五千多户（17）。城市生活中的各种力量，诸如汽车、混杂性等，对于邻里，对于我们的传统文化的影响总起来看，可以说是破坏性的和瓦解性的。（18）这种走向开放化的城市格局、多层次的人群结构和多元化的经济形式,对传统意义上的“熟人社区关系构成了强力冲击，这也为非非等刊物的“非法印制提供了某种掩护和更多可能。此外，周伦佑在西昌能够利用的印刷资源也远远不及成都。一九八三年成都市报纸、杂志、图书出版量分别达到了五点四亿份、三千七百万册、三百四十三万册，而西昌市该时

13、期”报纸、刊物发行份数达一千多万份（19）。暂时不去探讨这种差距的形成原因，也不难见出两地八十年代印刷资源的多寡。两相对照，周伦佑等人将日E重心从西昌移往成都，可谓因势使然，料日嗡生产由此也才可以获得更大的可能。二、成都内外：非非的“异端性生产合法W物的运行有着相应的规定和程序,它由相关部门审批、执行、检验和管理。一九五二年期刊登记暂行办法指出：各种期刊发行前，应由主要负责人具函向当地出版行政机关领取申请登记书及申请登记表，逐项据实填明，申请登记；经受理之出版行政机关呈报上级机关核准并发给登记证后，方得发刊。”刊物发行被明确归入管理。一九八五年文化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公安部关于加强报刊出版

14、发行管理工作的通知明示：承印报刊的印刷厂，必须经工商行政菅理机关核准登记，并领取营业执照后，方可开业。对承印未经批准登记的报刊的印刷厂，要分别情况予以查处。“这也即是说，印刷厂不能接受未经批准的报刊的印刷业务。一九八七年七月六日关于严厉打击非法出版活动的通知指明：除国家批准的出版单位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出版在社会上公开发行的图书、报刊和音像出版物，违者属非法出版活动。继而新闻出版署、公安部、司法部等十二个部门联合发出相关通知，再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关于依法严惩非法出版犯罪活动的通知，相关措施连连不止（20）。显然，非非自问世之日，就已属于非法出版物。事实上，一九八六年前的周伦佑

15、就已失去了创办合法出版物的可能。周伦佐、周伦佑到成都、重庆和武汉等地“走访讲学时，因讲演言论被认为涉及其他问题，很快遭遇了禁令，相关部门对两人做了全面调查。周伦佐就此谈到：”省上有关方面综合我在川大讲学的反响，感到问题严重，立即传令全省高校：禁止接待我们讲学我们已经被视为危害国家安全的嫌疑人”（21）。仅隔一年之后的狗口曾，显然难以成为“合法性”刊物，也就不可能按照正常编印程序来运行。那么，非非究竟采用了什么样的生产方式,又关联着怎样的历史现实呢？一九八六年，周伦佑等人在西昌决定组建流派，名字就叫非非主义，同时编印一本铅印刊物，刊名就叫。曰E，想办法在成都印刷（22）。到成都杨黎家编选稿件时，周伦佑两次找诗协第三任秘书长钟鸣开具四川省青年诗人协会”介绍信，并以此来规避印刷中的阻力。非非创刊号借用了“四川省青年诗人协会现代文学信息研究室”这一不存在的单位虚名，由在印刷方面有熟人的敬晓东持介绍信，悄然送往成都银河印刷厂排印，印数二千册。在单位代表国家意识来具体管理大部分社会资源的时期，介绍信由于象征着合法身份而显得异常重要，周伦佑显然明白此道。尽管出现了所谓内容变故，但在补救之后，创刊号终于七月三日呱呱坠地（23）,且一色铅字印刷。湖北诗人南岸稍后于成都见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