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斋里的革命抑或革书斋的命-——从布鲁姆到萨义德再到罗蒂的文学批评策略_1.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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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书斋里的革命抑或革书斋的命从布鲁姆到萨义德再到罗蒂的文学批评策略OnStrategiesofLiteraryCriticismrFromHaroldBloomtoEdwardSaidandRichardRorty作者：徐晓军作者简介：徐晓军，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原文出处：当代文坛（成都）2018年第20183期第38-44页内容提要：1970年代，面对美国占统治地位的新批评，哈罗德布鲁姆提出强调互文的“影响理论”反对文本自足论。萨义德用重回历史空间的“世俗批评”替代清教徒式的新批评。两者同为反本质主义，前者强调文学史是后辈诗人在先驱诗人的影响下写作并与之争夺空间；后

2、者强调文本不只是作者在书斋里的革命的产物，还与社会历史同构共振，并发挥着政治文化功能。罗蒂从哲学角度切入文学批评，在布鲁姆的经典批评和萨义德的文化政治批评之间游弋摇摆，用实用主义救赎、融通，各取所长。期刊名称：文艺理论复印期号：2018年09期关键词：文学批评/布鲁姆/萨义德/罗蒂/实用主义标题注释：本文亦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当代大众文化形态、成因、演变及评价的诗学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批准号：16JJD750009。一互为敌手”的反讽主义1975年，爱德华W.萨义德在世界，文本，批评家中提出重新描述经典文学文本的路径。萨义德认为作为一种意指形式的文本，既包含现

3、世性(worldliness).境况性(CirCUmStamiality),也包括文本的地位，这种地位让文本成为同时拥有美感特殊性和历史偶然性的事件。他们共同构成了文本生产和传达意义不可替代的部分“。萨义德力图将文本从新批评建立的文本自足的神话中解放出来，将之重置于社会历史空间之中。萨义德使用“情境现世性境况性”等新术语,使之有别于传统现实主义批评。情境(SitUation)不是隐藏于文本中的神秘物”，文本描述不只是对当时社会的反映，文本也不是社会的附属物。文本、文本书写者都处于社会历史空间中，是社会历史的一部分。批评要务之一就是发掘它们之间的同构共振关系。文本客体自身和情境同存于一个外层特殊

4、性中”。这样的共存、共生关系限定了阐释者及其阐释行为。”文本中有什么和文本阐释行为，与文本和阐释者处于什么样的历史空间息息相关。萨义德用文本和阐释在历史和地理空间中的处境研究，替代了什么是文学这样的本质主义和“文本内部有什么这样的形式主义追问。这种对什么是X的苏格拉底式追问的放弃，在理查德罗蒂看来是放弃终极语汇”(firIaIVoCabUlary)的反讽主义。对于反讽主义者而言，我们只能用新的语汇来重新描述我们自己、我们的处境、我们的过去”，希望透过这不断的再描述，可以尽可能地创造出最佳的自我。萨义德用现世性境况性”对位阅读”等批评术语替代美国风行的新批评和审美批评的“宗教式术语，重新描述书籍

5、、文本在社会历史空间中的位置。这种注重文学历史空间关系和社会权力关系的研究，在哈罗德布鲁姆看来标志着文学研究的堕落，只是姿态十足的政治正确，却远离了文学自身本应有的审美价值研究。在西方正典中，布鲁姆认定女性主义者、非洲中心论者、马克思主义者、受福柯启发的新历史主义者或解构论者，都是憎恨学派。他们憎恨文学或为之羞愧，或者只是不喜欢阅读文学作品。布鲁姆认为在他的时代，憎恨学派”已经占据了学院文学批评的主体地位，它们和进入死胡同的形式主义”一样，是一种十足的学院派批评，逼得真正的审美批评只剩下古典文学系的规模。有趣的是，萨义德在提出他的批评范式时，进攻的火力同样对准了当时的美国学院派批评。萨义德认为

6、，当时的美国学院批评，无论是守旧的右翼还是新进的左翼，在论辩中有着共同的特性:在理论上为实践中从不做的事情辩护。论辩双方的共同点都是将文本、作者和时代保持在人们熟知的公认的经典之内.萨义德的主要例证正是哈罗德布鲁姆。他认为，”布鲁姆的著作及其在理论基础上以愤怒和赞扬的方式生产出来的观点，都牢牢地保持在学院批评传统之内。”这两个互为对手、互视对方为学院派的批评家，又都被理查德罗蒂视为实用主义式的反讽主义者，是黑格尔式“辩证法。这种辩证法在当下更时髦的叫法就是“文学批评。他们立足于阐释文学间的关联，给书籍锚定一个位置，而不寻求书籍与真理由终极语汇构成之间的联系。不同的只是锚定书籍位置的方法：对萨义

7、德来说叫对位现世；对布鲁姆而言则是影响误读。这就是“辩证式”的文学批评，看重的是文学的关联性。因为，当没有任可东西可以用来批评终极语汇”的时候，那么回应意象再描述的惟一对策，就是提出另一项再再描述”。这样，无论是萨义德的世俗批评，抑或是布鲁姆的审美批评，就都是针对他们自身以外的批评的再批评。这样的批评提供了新的面对文学的批评策略，却并不更靠近由终极语汇构造的“真理，而是追求对文学内部关系或文学与外部关系的更好描述，以便造就更好的自我。这两种看似势同水火的批评策略，罗蒂在哲学的高度看到了他们的内在相似性，从中发掘反柏拉图式”的人类进路，以实现更好的社会融合。他将文学批评引向了更为广阔的文学文化研

8、究，以避免批评间你死我活的争斗。那么，现在的问题是，罗蒂的这种并行不悖融合与共存可行吗？这会是怎样的一种的未来？萨义德曾从布鲁姆的批评中获益良多，但又与之有着巨大的分野。我们回到萨义德和布鲁姆的批评策略，审视罗蒂的融合路径，也许可以获得一些特别的启示。二布鲁姆的影响与误读”：书斋里的革命从1973年最为著名的影响的焦虑(TheAnXietyOflnfIUenCe)至!2011年姐妹篇影响的剖析(TheAnatomyofInfluence),影响和误读”作为两大核心概念，贯穿着布鲁姆文学批评的始终。借助这两大概念，布鲁姆将西方经典作品串成了一个前后相继、以莎士比亚为巅峰标准的谱系。在比较文学已经

9、成为普及学科的状况下，作家彼此间存在着一些影响，对普罗大众而言，几乎是无需多言的事实。但布鲁姆将影响这个通用语复杂化、专业化，甚至有点神秘化了；繁复到大众f口专业批评家都无法直接理解程度。在影响的焦虑中，布鲁姆提出了影响六大修正比克里纳门(CIinamen)s苔瑟拉(Tessera)、克诺西斯(Kenosis)、魔鬼化(Daemonization)x阿斯克西斯(Askesis)、阿波弗里达斯(Apophrades)。布鲁姆给这些术语做了详细的解释，并列举案例精微地描述了它们之间的差别。不过，一旦脱离了布鲁姆的描述和案例，即使训练有素的读者，也很难在别的文本中快速地感受到相似的描述。因此，尽管评

10、论界把影响这一术语归之于他的名下，但布鲁姆这六个修正比术语并没有通行开来，无论是在国内学界还是英语学界都是如此。其神秘性让布鲁姆显得精英姿态十足，这不仅将普罗大众拒之门外，也让职业学者望而生畏。也许是意识到了这一问题，也许是精英一词的慢慢贬义化，在2011年出版的影响的剖析中，布鲁姆用更为通俗的“文学之爱”取代了最初的那些激进、生涩的术语。两部主标题相似的著作，副标题却从抽象的一种诗歌理论变成更接地气的文学作为生活方式”。布鲁姆以这样的改变，让文翱口生命融为一体，成为一种更美好的生命形态，将审美批评内化到生命之中。复杂拗口的修正比简化成了掺杂着防御机制的文学之爱”。但这只是一次战术调整，布鲁姆

11、并未改变其基本观点。影响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影响的焦虑”仍是文学创作的根本动力。布鲁姆认定诗的历史是无法和诗的影响截然区分开的，一部诗的历史就是诗人中的强者为了廓清自己的想象空间而相互误读对方的历史。诗人总是在先驱影响的焦虑中，带着强烈的“弑父情结展开文学创作，夺取自己的文学空间。文学史是诗人之间的搏斗史。优于、劣于或等于”是文学研究中唯一重要的问题，也是认识文学审美价值的惟一路径。因此，在布鲁姆的文学谱系中，打败马洛、击败乔叟这些先3区作家，就成了莎士比亚创作最大的动力和目标。莎士比亚的理查二世既打败了马洛的爱德华二世，又是哈姆雷特的最初尝试，李尔王中的爱德蒙则彻底击败了马洛的马耳他

12、的犹太人中的巴拉巴斯，并成为陀思妥耶夫斯基虚无主义式人物的先?区，福斯塔夫则与乔叟的巴思妇人阿丽丝紧密相连，并在程度和力度上战胜了后者。QD至于莎士比亚创造出的理查二世跟历史上的人物，或者与莎士比亚当时社会状况是否有关联，那并不重要。福斯塔夫与都铎时期的王权论？福斯塔夫与剩余价值？相比之下，我更想了解福斯塔夫和尼采之间的关系，理解尼采对历史用于人生的看法。”（12）对文学史和诗人而言，重要的是“诗人身上的诗人，（13）文学的审美只是个人的而非社会的关切个体的自我是理解审美价值的惟一方法和全部标准”。（14）莎士比亚之所以能成为经典的核心和标准，那是因为莎士比亚既战胜了先驱，又没有后来者能击败莎

13、士比亚戏剧的丰富性和多变性，只能在影响的焦虑中修正他、接近他或者想办法绕过他。面对莎士比亚这样的文学巨孽，后辈诗人的作战方式，就是误读.影响”第一种修正比克里纳门也即诗的误读。误读不仅是影响的表现形式，还是弗洛伊德式的渴求与众不同的欲望，是弑父的冲动，总在潜意识与无意识中展开。这是强力诗人的本能。在诗人那里，阅读是一种延迟、几乎不可能的行为，阅读总是一种误读.（15）布鲁姆以自己方式修正了艾略特的关于“传统与个人天才的说法。在艾略特那里，诗人也无法单独具有完全的意义，而必须在天才辈出的传统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文学是一个秩序问题；批评的功能主要似乎也是这个问题。艺术家如果要取得他独一无二的地位，就

14、必须对他本身以外的某些东西表示忠顺，倾其身心地热诚对待它,为它做出牺牲。(16)也许是在艾略特影响的焦虑下，布鲁姆将顺从于父亲“误读”成了弑父与对父辈的修正。布鲁姆通过误读建立起了诗人家庭罗曼史，修正了艾略特以顺从建立起来的有机整体。布鲁姆在艾略特的传统中，加入了因误读造就的原创性和陌生性，从而更好地解释了诗人之间的传承与创造的辩证关系。为了修正艾略特的传统，布鲁姆借用了德里达的延异(difference)概念将误读”这一阅读与阐释行为延伸到文学书写之中。周期性爆发的迟到苦恼，促使后辈强力诗人对先3区诗人的不断修正。这种误读与修正，构成了两首诗之间唯一重要的联系。这种联系表现在隐喻、意象、用词

15、、句式、句法、韵律和诗歌立场上的辩证承续关系。布鲁姆将诗歌之间的影响关系视为了一部纯粹的符号关联史和修正史。影响的焦虑成了纯然的诗歌之间的关系，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17)布鲁姆的“影响理论在不知不觉中走向了他反对的已进入死胡同的学院派新批评。在修正了文本的自我独立性后，布鲁姆建立了文本间的符号互文性，文本依旧是符号性。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浪漫主义审美批评的必然宿命。为了对抗这一宿命，布鲁姆在神圣真理的毁灭：圣经以来的诗歌与信仰中杜撰了一个缠绕的概念:事实性(facticity)。在“事实性中，布鲁姆力求将属于文本间的影响误读”与读者阅读经验关联起来。似乎在文本与主体阅读的交错互释中，影响”理论就成了普遍的事实性存在，而不是个人天才般的发现。与过往的方式一样，布鲁姆还是回到文本描述中对此加以例证。通过研究圣经文献，布鲁姆努力证明竞争在人类写作之初就存在于文学作品中。禧年书对J作者耶和华文献中最难的原创性的拒绝，就是影响的焦虑”的结果。这就是影响与误读”的事实性，像布鲁姆一样的有经验的读者，在对比阅读中就能惊奇地发现这种事实。文本与文本之间必然存在的、能被读者发掘出来的影响误读这一事实，就构成了布鲁姆的事实性”概念